| | | 一
七月的太阳火辣辣的，把人的心都快烤糊了。
女儿高考成绩自测600分以上，进入大学已是十拿九稳。全家人高兴之余，便开始为女儿那高额的学费而忧愁。
偏在这时，母亲又犯了肺心症，整日坐不住，躺不下，嘴唇憋得黢紫。
看着母亲如此遭罪，我心里就像这燠热的天气一样，仿佛要着起火来。
肺心症本是北方的常见病，大都在冬春两季发作；唯独母亲奇怪，却是在盛夏犯病，而且又特别的严重，那痛苦状简直让人目不忍睹。
母亲患气喘病已经十年，先是气管炎，继而肺气肿，近两年发展为肺心症。十年来，为给母亲看病，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卫生所，镇医院，县医院，市医院，一直到省医院；处处烧香拜佛，就是不见菩萨显灵。钱花了若干，母亲的病有增无减，越发严重起来。
我心急如焚，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医治母亲的灵丹妙药！
母亲并不算老，刚刚66岁。母亲很忌讳这个年龄，她说：“活到六十六，不死掉块肉，我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
我劝母亲说：“您老人家要宽心养病，儿子会尽最大努力给您医治，等天气凉爽时，您的病就会好起来。”
母亲靠柜坐在炕梢，胸前摞着四个枕头，两手拄着炕，脸在枕头上歪着。她吃力地说：“高俊啊，别再为妈费心了，妈这病已经没的指望。眼下玲玲又考上了大学，长顺也考上了重点高中，你的担子够重了。妈不能帮你，也不能再拖累你。”
我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妈，您老放心吧，玲玲和长顺的学费，我早就准备好了。您的病是一定要治的。”
其实，我只是安慰母亲，两个孩子的学费得一万多，像我们这样撵吃撵穿的普通农家，哪里会有这笔积蓄呢？只能求亲靠友花大头利去借钱。
我和母亲说话时，我爱人秀兰正在外屋做饭，她从窗口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哼，还打肿脸充胖子呢，我看你是痨病鬼擦胭脂，死要面子！”说着，就把那锅碗瓢盆弄得丁当响。
我急忙从屋里走出来，关严门，悄声说：“拜托了，我的好老婆，你小点声好不好！”
秀兰说：“我干嘛要小点声，难道我说错了吗？咱妈也不是只生你一个，大哥大姐他们为啥都不管？这些年他们人不来影不见，就好像失踪了；妈有病快十年了，他们谁管过？我看人家是拿咱们大头，咱俩呀，是五百块钱两下分，一对二百五！”
我说：“你不能这样讲，人家大哥大姐成家时，一分钱没花家里的，整个家产都给了我们，我们抚养老人也是应该的嘛。”
秀兰说：“妈那点家产能值几吊哇，满打满算也值不过两千块。这些年她治病就花了一万多，你说是谁占了便宜？再说他们念大学，不也都是妈供的吗！如今他们当了干部，成了大款，住高楼，坐小车，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在城里享福，却把老人丢给我们，这算啥嘛！”
我无话可说，因为秀兰的话的确有理。
母亲先后生了我们兄妹三人。父亲原是生产队会计，三年困难时期吃野菜中毒故去。父亲死后，母亲一直没有改嫁，拉扯着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于困境中讨生活，十几年含辛茹苦，终于把我们一个个养大成人。大哥高杰考入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哈尔滨的一家国营企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大姐高雅琴考入省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通化市一家银行，如今已经是财务科科长。我是最没出息的，上高中时就和秀兰处上了对象，结果爱情丰收，学业失败。高考名落孙山，继承了祖上遗业，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地垄沟打上了交道。我高中毕业时，秀兰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那年年底，我们就匆匆地结了婚。
大哥和大姐虽然工作在外地，逢年过节和母亲生日也都往回寄钱。只是农村太穷，家里花销又大，他们寄回来的那几百块钱，犹如杯水车薪。秀兰便时常在我耳边吹风，让我写信给他们，向他们索要养老费和医疗费。我想，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每年起码得2000元。大哥大姐都有自己的家庭，城里生活又处处都得用钱，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难处，我怎么好意思向他们开口呢？权且当作母亲只生我一个儿子吧。因此，便一拖在拖，始终没给他们写信。秀兰就和我呕气，说我无能，是个窝囊废。近日来，她的脾气越来越坏，有时便嘟嘟囔囔的指桑骂槐，母亲听了越发增添几分郁闷，病就更沉重了。
看着母亲连着几天饭不吃水不喝，没日没夜的在炕上倒气，我心头似有二十五只老鼠在打架——百爪挠心。
我在药店给母亲买了好多药，有百喘朋、咳喘宁、消喘片、定喘丸一类止喘药，还有红霉素、白霉素、头孢片、新诺明等消炎药。然而，这些药吃了全都无效，母亲喘的似乎更严重了。
我和秀兰商量，准备给母亲打吊瓶。
秀兰这程子也很上火，嘴角起了疱，牙床子也肿起来，捂着腮帮子直喊牙疼。她对我说：“看着妈这么遭罪，我心里也难受，只是王大夫那人忒黑，动不动就打‘先锋’，一个吊瓶一百多块钱，咱们如何承受得了！”
王大夫是本村乡医，自己承包了卫生所。这几年他拼命抓钱，给患者看病，不管病轻病重，全都用“先锋”，吓得许多村民不敢找他看病。其实他家很有钱，前年新盖的小楼，去年又买了一台汽车，是村中的首富。可他仍不知足！也许有钱人都是这样贪心吧。
我说：“那也不能眼看着妈遭罪呀！”
秀兰说：“除非你私下跟王大夫说说，给妈打针时，别用贵药。如今孩子的学费还没着落，可不能再捅出更大的窟窿来。”
我说：“这个我知道，我会处理好的。”
我来到村卫生所。
今天病人不多，有两个小孩正在打吊瓶。还有一位青年女子，说是被丈夫打了一个耳光，王大夫给诊断为轻微脑震荡，让打吊瓶，便给开了6支先锋和1瓶5％的葡萄糖，交给他老婆，他老婆便拿着药到注射室给那女子兑药。我无意间从窗口看见，他老婆把6支“先锋”偷偷塞进抽屉里，只把几支不值钱的药加进吊瓶。我心中一懔，暗想：以前给母亲打吊瓶，他们是否也把药偷了出去呢？
王大夫答应去给我母亲看病，让我替他背着药箱，他骑摩托车带我。
路上，我一再叮嘱王大夫，让他不要在我妈面前提用好药。他哼哈的答应着，却又旁敲侧击的对我说：“二队的徐贵和徐忠哥俩，对老人忒孝顺，他爹也是气管炎，每次有病都打‘先锋’，一个吊瓶100多块，每次都点十几个吊瓶。人家那哥俩对老人才叫孝心！”
说的我耳面发烧，幸亏跟前没有别人，否则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王大夫用手指在我妈的前胸和后背敲敲，又拿听诊器听听，摇着头说：“老太太病得很重，不打吊瓶怕是活不了几天。”
这简直是废话，病不重找你干吗！我心里虽然这样想，却没敢说出口。对于患者来说，医生就是上帝，万万得罪不得。我说：“那就打吧，你给掂掇着用点好药。”
王大夫咧嘴笑笑，然后故作郑重地说：“如果想让老太太早些好，最好还是点‘先锋’。”
我心里一哆嗦，暗骂王大夫真不是个东西，把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这不存心让我难堪吗！我趁母亲没注意，把王大夫拉到外屋，低声说：“王哥，我不是和你说了嘛，我们打不起‘先锋’，你就给用点青霉素吧，我妈用青霉素效果挺好的。”
王大夫鄙夷的扫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便骑上摩托车回卫生所兑药去了。
母亲一连打了三个吊瓶，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全身都肿了起来。我只好再次把王大夫找来。
王大夫心不在焉的给我妈看了看，极为武断的对我说：“你妈不行了，准备后事吧！”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愕然。难道母亲真的就无药可医了吗？母亲打了三天吊瓶，何以毫无效果，是不是吊瓶里没加消炎药？如今的医生，良心是大大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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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人到中年的高俊有喜又有忧。女儿考上了大学，儿子进入了重点高中，这是喜；老母亲病重急需治疗，这是忧；而这都需要钱。并不富裕的高俊犯了难，是为儿女的前程铺路，还是为老母亲治病，他该怎么办……(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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