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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一句话叫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现在的话说古人学东西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现代人学东西的目的是为了向人炫耀。我的观念来解释它们就是：古人学东西不是为什么名利，因为在别人面前一炫耀自己的学问时，他就必定是名利的心态作怪，不然他吃饱了没事干去向人家炫什么？当然有人会说人家去传教。传与炫这是两码事，你有真才实学，你可以通过自身修养好的品行和学问去影响他人，而是不像一些剽窃的“文人学士”那样，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去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或者有些“文人学士”本身不学无术却有好哗众取宠，便厚着脸皮造假学术，弄得无知者一愣接一愣。一个炫耀自己有“学问”的人就像一只可笑而无耻的骄傲孔雀那样，而一个将自己学问用于经世治学上的人才是真正有修养的人，他不是去炫，他是去传播学问，让人们从他的学问修养中得到益处。
不过孔子说这话离咱们今天也是古得不能再古了，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来中国文人学士得志者像李斯、王莽之流成了暴君的帮凶，或成了篡夺弱主之位的奸臣（此类文人学士应称之为“牧羊犬”和“白眼狼”）；而不得志者呢，就像林语堂在《中国人》里说的：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这些文人学士为什么在不得志时，为何这般呢，原因我想还是中国文人的根，是个绵羊式的根——中庸，所谓中庸，用北宋程颐的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这是说，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是一切事物正当不移的道理。然而在中庸的思想里，孔子又帮助封建主义那些权贵们再扣上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样一来，百姓一有不公平，你就得按照这个思想去忍受着，这便使得封建社会里的当权者一代接一代供着孔子的牌位，因为有了这头“牧羊犬”困住这群“绵羊”，看你能本事齐天。你一反抗，给你扣个大逆不道，你祖宗十八代也吃不消。因此在这种“牧场”里出现了这么样的“文人学士”，所以他们写出了像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古诗十九首》，这些作者或愁荣名之不立，或感世情的凉薄，伤感人生短促是他们常用的诗歌题材。有的说：“人生寄人世，奄忽若飙尘”，有的说：“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他们提倡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说什么“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那根深蒂固的天生软弱性，依赖性、太少的独立自主性，使他们不堪承受现实和严酷政治的沉重压力，不敢面对人生的挑战，○1用一堆消极避世的思想像阿Q一样自慰地苟活于世。因此很多文人学士在失意的困境中就有了庄子那“人生如梦”的观念。将此观念当作消极遁世的金科玉律，还自以为是，其实这种文人是最没出息的；所以千百年来能登龙位者大都是些行伍出身或是些落草土匪。因为他们才不跟文人学士讲那一套，所以他们历代以来就可以骑在文人学士头上拉屎撒尿。反正文人学士是一群绵羊，温顺的很，他们虽然成群结队却是“相轻”的类种，而非“相亲”类种，骑了也是白骑。左拉那样的文人学士在这类种里又没有，因此骑着还蛮舒坦的，所以一骑就是几千年。
到了现代，文人学士整天忙着巴结领导搞职称，捞名利，早忙得昏头转向去了，有些人偶尔想发表有分量的作品，好在评职称上镀点金，——可自己整天这个酒会那个茶话会早将自己那些年学的阵货通过酒水或茶水泄光了，因此没法子只好无耻地去玩圈子，所以文化圈里出现了帮派和圈子，有了黑箱操作，评出这个作品奖，那个作品奖，其实是些蒙人的把戏，造假学术便渐渐成了中国文化界的风气，所以如今中国不仅有了政治腐败的名词，还有了“文化腐败”的新名词。连海外学者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群起愤然批评国内这股歪学风，弄得一些“文人学士“很不快活，讲不过人家，就用什么“居心叵测”的帽子去扣别人，想蒙老百姓说人家在国外，是在搞什么阴谋，要注意呀。那知道这帽子不灵，这只是你们这些“文人学士”的自以为是，百姓的眼睛却很雪亮，像有些考上国内最高学府的学生，偏不上，而是去香港上大学，这难道还不够丢脸吗？！
说到这儿有人认为后面的话题与绵羊式的文人学士主题有些不搭题，其实不然，他们只是借尸还魂了一下，不同在于他们“牧场”的场所有所改变而已，里面的绵羊的本性没改，还是那么充满了天生软弱性、依赖性和独立自主性差的毛病，因此他们不堪承受现实和严酷政治的沉重压力，不敢面对人生的挑战，在有条件下，他们只不过比起古代文人学士更丑陋了些——就像现在的绵羊只要修翦一下毛色，戴戴花环上表演台一亮相，在电视里一播，就可以成为明星一样的道理。其实绵羊还只不过是只绵羊，只是外款和名字弄了些人模人样的叫法而已。
注：○1引用《诸子百家》一文之《客观标准不能丢》
0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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