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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看完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我立马关了电视走到电脑前，就着节目中关于讨论的“收容制度该不该恢复？”来写点东西:
我在前几年里，到过几个省市打工，也前前后因找不到工作和没有办暂住证的原因，而被收容所收容过三次。今晚的节目围绕的主题是外地人流浪到广州的太多了，而迫切需要恢复收容制度。2003年这个制度被国家依法取缔的原因，是他给全国外地人造成众多伤害。比如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里被活活折磨死。说到这儿我又想说一句，死者不是大学生，而是一个普通不懂法的外地民工，那么说不定此事就会不了了之也不一定。我就曾经亲眼目睹过收容所的干事，把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打成发疯。当时收容所的干事打骂那个男孩，硬说他是装疯卖傻。那个男孩的叫喊声今晚在我写此拙文时，仍然震响在我的耳边。他不住地叫喊：“我不想坐牢，我没有犯罪。我不想坐牢，我没有犯罪。”那时我们从那个男孩嘴叫喊出来的话中和他那惊恐的神色中已经看出他被吓成了神经质。一个正常的人都清楚，要是没有人保释，大不了最多被七送八遣关上个三四个月。当时我们一个个趴在铁窗上，望着干事用橡皮棍抽打那个男孩——那种兽性的行为不是我亲眼目睹，说实话真的是不敢想像一个人可以变得如此凶残。之后那个男孩就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而我们这些所谓的“三无人员”只能在忍气吞声，蹲在号子里发些狠话。说些什么要炸了收容所、要砍死收容所人员的话，有些还说要报复社会的话。这些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今晚，反对恢复收容制度的资深记者石述思先生说的很对：他认为如果恢复收容制度，他觉得现在不是2006年。支持恢复收容制度的法学教授乔新生教授虽然说出了一套很理想的收容制度，什么要求透明度，什么社会监督，什么司法审查。试想一个每抓一个所谓“三无人员”就要进行这么多司法审查程序，据当场的一个记者说：广州过去每年遣送的外地“三无人员”，大概有58万人。说到这儿，我看到节目中的石述思先生当场听完乔新生教授的话，他立马就说他作梦都想要那种收容制度，可现实中行的通吗？！听后我也觉得想笑。
我在此讲些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收容生活。就讲我在广州被收容的那次事情，大概那是2001年5月份。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男同事到文化娱乐中心玩。没过多久就有一大帮子治安人员把文化娱乐中心的各个出口全把守了。就因为我们几个没有暂住证，厂牌和身份证一律无法证明我们是良民。更气愤的是警方不允许我们打电话通知厂方来保人。过去我到过其它地方打工，这实属罕见。后来我才听人说，那天晚上是那个区公安分局组织搞得严打行动，主要是清理没有暂住证的外地人员。当晚要是打电话，被厂里来人保释出去了，警方就会一个是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二个是一个“三无人员”抓进收容所后，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听人讲抓进一个“三无人员”，收容所就给那些送人去的警察三十元。这些消息，是我当时听人传说的，到底是否属实，我没调查过，不敢肯定。）一个被收容了的人员，要想从收容所出来有两条途径，要么自己交足四百五十元的保释金，要么在收容所里打电话请熟人帮忙拿四百五十元来保。收容方规定每迟一天就得多交五十元钱。所以只要有办法弄到钱使自己保释出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想尽法子尽快保释出去的。
进过收容所的人想必大家还记得吧，电视里我们常看见的收容所，有床，卫生条件还蛮好的。也许别得地方真有床，好的收容所我可能没进到，因为我这人倒霉都进了些设备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收容所了。但我必需实事求是地说，我进过的三个地方的收容所，都没有床。只有一家收容所例外，他们用铁架子架起用木板搞了个大通铺，就算它是个床，但一旦关的“三无人员”多了，这种床铺可大有用途了，上下都可以睡人。最糟糕的要算那种，有时一间几十平米的号子里关上几十名的“三无人员”，（其实大都只是没有办暂住证，因为当时一张暂住，有些地方每月要交三十元，有些地方最少也得二十元不等的数目，一般打工人，厂方不给办，自己一个月才三四百来块工资。谁舍得出那个钱。）有时甚至是上百人挤在一间号子。在那种人满为患的号子里人与人之间的身子也无法躺下去，只能挤坐着，或者只能侧着身子挨个儿地挤着睡一会儿。在收容所里吃的东西，大提相似，就是一点发着霉味的米饭，一点炸菜，或者清水渚的素菜。刚进去的人都吃不下，但在里面已关了大半个月的甚至更长久的“老兵”们，他们一个个倒食量不小，味口也不差，常把一些新进来的而又弱小的人的饭食抢去吃了。有些人刚进去口袋里有点小钱，但经不起用。在外面一包一块钱的方便面，在里面要卖到五块钱。卫生条件是一屋子的人挤在一个号子里，吃喝拉撒也在这个号子里，大家想想这个臭气有多浓烈。
下面我来说说收容所实际上的遣送规则，像我在浙江省某城市被强行收容遣送时。我被强行收容时，正值当地严打期间，没有三天时间，收容所里的“三无人员”就人满为患，只好提前遣送。我走运，正好关了三天就被他们押上了列车，但他们只是把我们从这个城市遣送到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而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一站接一站地遣送到各自的户籍所在地。被弄到一个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陌生城市里，个个身上又没有钱。而这些被遣送的所谓“三无人员”当中，大多数人其实在那个城市是有工作的，只是晚上出来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遣送，结果这么一搞，他们什么都完了。想想这种情况会给社会治安带来好处吗？！
当然此次提倡恢复收容制度的钟南山院士，因他的笔名本电脑被小偷偷了，所以他的确有理由愤恨外地的流浪人。但我不仅要问，就因你这个院士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被小偷偷了，就有理由像石述思先生所说的：把所有长得像小偷的人都收容起来吗？！
在此我忍不住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才叫流浪人，一个刚到广州找工作的外地人，因身上带的钱少，一时半会没能找到工作，晚上露宿街头，就是一个流浪人吗？！或者说一个没有暂住证，只有身份证但在广州旅游或从事一些像我这样写作的自由人，因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就是一个流浪人吗？！节目中有一个外地民工说的好，我们花几百块钱到你们这里来打工，难道就是为了偷抢吗？我们也有人格，我们这些外地人为你们当地的城市建设所做的贡献，难道就不算吗？
最后使我想起历史上一对父子的故事，就是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没想到几千年过去了，还有鲧这种糊涂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摆出一副臭架子作怪。有良知的明眼人都会明白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你们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收容遣送外地人，来维护好你们当地的治安。把一帮子人往内地赶，这样给内地治安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为何你们不想想别的法子，比如帮助这些外地流浪人员，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试问那些支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所谓的教授和院士，一味的收容遣送，能解决问题吗？八九年代的收容遣送的结果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也许你们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你们很忙，要忙于你们的学术，你们的论文，可正巧你们的学术论文贮存在那台笔记本电脑里，结果被小偷偷走了，的确是件十分恼火的事情。因此你们有理由愤恨外地的流浪人，所以要提出恢复收容制度把那些外地流浪人，像扫垃圾一样扫出你们的地方。但我们翻开历史，有哪一个国家和朝代能用收容遣送的制度把小偷和犯罪率降下去的。
写于7月15日晚，改于7月16日
严立真
宝安寂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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