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尽管躺在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床上，却常常梦见儿时居住过的小屋。
小屋很小，是两间平房的夹道，有一米见宽。小屋的房顶上搭着几根檩条，支撑着一层泥沙砌的砖头，房顶被烟熏得很黑，显然原先的主人在这里烧过饭。
听父亲说，小屋是同院杜娘家的灶间，除做饭之外，还堆放一些杂物，从来没有住过人。只是父亲娶了母亲之后，不能再与三爷爷同挤一间八平米的小平房，才向杜娘借来住的。
为了挡风遮雨，父亲从一位木匠那里买了个旧门安上。门很破，玻璃下面的几块木板间有很大的空隙。门的右侧，是一块半尺多宽的木板，算是墙山，将门固定住，把夹道口堵得严严实实的。
屋里除了按夹道宽窄搭了两片木板算做床外，能够活动的空间只有进屋一米见方的地方。为了存放一些衣服，聪明的父亲在床的上空用四根粗铁丝吊着一块木板，紧贴着夹道的另一端，有一米长、二尺来宽。我们的全部家当几乎都堆放在上面。记得每次找衣服，都是踩着床从上面搬下一个一个的包袱。靠近墙壁的一侧，有一个扁方的包着白铁的小盒，印象中里边装的是肥皂、木梳、牙膏等一些生活日杂品。也许吊板还能满足生活的需要，父亲又在小屋的另一端，也就是进门离房顶不远的两侧墙壁上，分别楔上了两根木棍，架着一块二尺长、半尺宽的小木板。木板上则分别放着粮本、工业本、户口本、副食本、粮票、油票等性命攸关的证件票证。还有一个记账用的本子也放在上面，里边夹的，却是妈妈亲手剪的各种鞋样子。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一侧木板上不时地被母亲放上两三个苹果或鸭梨。那时母亲怕放低处被我们不定谁偷吃了。只有临睡觉的时候，母亲才拿下来用小刀切了分给我们姊妹吃。如果谁感冒了，那没病的就吃不上了，母亲会把水果全给了生病的孩子。她总说，吃点桔子、梨，压咳嗽。记不清那时的苹果、梨之类的水果多少钱一斤，只知道小时候妈妈从来没给过我一个完整的水果，都是切成角，分给我们姊妹七个吃。
小屋得比现在的单人床也就是宽点有限，父母在上面睡就够挤了，可我们还是希望和父母挤在一起睡。我大了，和几个大点儿的弟妹被父母赶到三爷爷三奶奶屋里的小阁楼上睡，只有最小的弟或妹，才有权和父母睡在一起，因为他们夜间要吃奶。
尽管晚上不能和父母睡在小屋里，但白天在小屋里躺会儿父母还是允许的。记得平躺在小屋的铺上，闭着眼睛遐想一些事情是很惬意的事情。尤其是阴天下雨，一个人躺在小屋，看着雨水扑打门上玻璃建起的水花，更是别有一番情趣。记忆较深的还有侧躺在铺上看墙壁上映出的影子，自己额与腮的形状，倒映在墙上凸凹分明。记得小时候画古代仕女，总是画成偏侧脸儿，线条和墙上的影子一模一样。
天冷了，小屋也要生火，不知父亲从哪儿搞到一个极小的炉子放在进门空地的一角，因隔不远就是门和固定门的木板，父亲在炉子旁支了块铁板，一方面防止炉子烧热木头，一方面用来烤尿布。就是这么个小炉子，给小屋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不论屋外怎么狂风怒号，我们都可以爬到铺上听妈妈讲故事，弄好了，妈妈还会像变戏法儿似的从炉膛底下摸出块烤熟的红薯分给我们大家吃。清清楚楚得记得，大弟刚会说话的时候，吐字不清，把炉字读成“吴”，只要一爬出被窝，妈妈给她穿上连脚的棉裤后，他就拍着小手高兴地唱：“生着洋吴吴（炉炉）哇，烤山芋呀，吃点点呀。”每逢此时，妈妈年轻的脸上总是溢满幸福的笑。
家有小屋的时候，最盼着过年了。每逢过年的时候，妈妈总要买了吊钱儿、年画来装点小屋。腊月二十九，妈妈在蒸完了馒头、炖好肉之后，总要给小屋的两边墙壁糊上一层白雪莲纸，然后在铺的劲头墙壁上迎面贴上紧紧相偎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半身画像。他们俩相偎在一起，似是甜蜜地憧憬未来，又似喃喃地吐着悄悄话，那俊秀的相貌，那幸福的神情，至今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天仙配》故事的四扇画，每条四幅图，讲述了流传在民间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许儿时喜欢看连环画的兴致就是从这里启蒙的。
父亲喜欢坐在小马扎上在屋里吃饭，桌子是一个立起来的包装箱，桌面是在箱子上钉了块一尺见方的木板，板与箱之间有两寸空间，平时用来放剪刀一类的东西。一次决定了母亲终身命运的事故，就发生在父亲吃饭的时候。
大弟当时才一岁多点儿，在铺上爬着玩，见父亲在吃东西便爬过来抓桌子上的饭菜。不料，支在箱子上的木板滑动，大弟一下子跌在桌旁的火炉上。当时火炉没有做水，压在炉子上的铁盖儿烧得通红，大弟的脸正好贴在炉盖儿上。父亲见势立即抱起了大弟，可是晚了，大弟的半边脸已经烧得变了颜色。从此，母亲开始休假照看烧伤的大弟。打那以后，本来已经在五八年离开锅台参加工作的母亲，又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
小屋还记载了我和父亲之间的一段故事。七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一场“一打双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那场人民战争之火烧得很猛，刚刚参加工作又刚刚加入共青团的我，自然热血奔涌，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与一切违反党的原则的人与事作斗争。不幸的是，我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经济问题。
当时，父亲在一家集体性质的小酒馆卖牌儿。由于工资低，家庭人口又多，生活实在太艰难，父亲就与店里的经理及另一位同事合伙干了私分公款的事。处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正义感，我冒着为现向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揭发了此事，并在组织的帮助下对我父亲采取政策攻心，以求将案子查清。
当时，我有一种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在我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试探地与父亲交谈。起初，我只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讲我单位的斗争形势，后来见父亲很关心，就有意识地讲一些党的宽大政策。渐渐地，父亲相信了我，对我说出了一些实情。我“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失时机地对父亲进行心理进攻。就在我家小屋的铺上，父亲听我讲了运动中正反两面的实例，讲了父亲曾经对我讲过的他自己的苦难过去。屋子里没有了战火硝烟，两个阵营的较量，融汇在父与女相互沟通的气氛中。父亲流泪了，问我怎么办。我鼓励他竹筒倒豆子，争取宽大处理。我说，即使我们要饭，也要退赔贪污的公款和粮票。
正当我为父亲认罪态度而欣喜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院里大门的声音。抬头看看闹表，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这么晚会有谁来呢？我爬下铺，打开了大门，万万没想到来人是我父亲单位负责“一打双反”运动的左叔叔。当时我的感觉是惊喜，是亲切，是委屈说不清了，只觉得像一叶孤舟突然见到了一座岛屿，一下子拉住了左叔叔的手，把他拉进了小屋。
事情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我成了和平区“一大双反”运动涌现出来的典型，被各单位请去做报告。当时和平区工业局有关人士就在全局推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小田树起来，千万个小田站起来”的口号。而父亲呢，由于坦白的好，退脏又积极，一千多元的贪污案只在单位做了个“斗私批修”检查便结了案。
后来父亲死了，死于心肌梗塞。对于我这个爱女反叛他的事，他从来没有怪过我。但是作为我这个作晚辈的，虽然坚持了原则，挽救了父亲，但心灵深处，还是隐隐有一种大逆不道不孝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孝道思想在头脑中作祟的缘故吧。
再后来，杜娘搬走了，她要回了小屋连同她的住房一起租给了别人。好在三爷爷、三奶奶先后去世，我们一家九口全住进那间八平米的平房，小屋再也不属于我们了。
至今，虽然小屋连同我们居住的八平米平房一起随着南市的变迁而消失，但每当我路过此地，便不免忆起那些总也抹不掉的小屋旧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