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金色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我有三个分不清，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忍俊不禁。
文革期间，父亲在国务院下设的群众上访接待站，当事务长，说白了，就是负责买菜什么的。每天清晨，父亲骑着自行车，后面有两个长方形的大铁框，一边装菜，一边装我。每当经过长安街，我都是把头埋在裤裆下，低头看着马路上那一条条白色的斑马线飞快地闪过。我兴奋极了，就叫嚷着：“爸爸，慢一点，”父亲以为我害怕了，就开始减速。我当然不干了，就更大声地叫喊着：“爸爸，再慢一点！”当父亲的车子慢的快要停下时，他回头一看，我都要急哭了。后来，父亲才明白，我是想让他骑的快一些。
尽管那时不富裕，可父母还是让三个孩子每天都吃的饱饱的。有一天，我撑的肚子大大的，怕是要剩饭了。于是，我就对母亲说：“我吃不饱了。”母亲吓了一跳，“那你就再吃点儿吧。”我看母亲没明白我的意思，就又说了一遍，“不是，是我吃不饱了。”这下，母亲就更莫明其妙了，“那你就接着吃呀！”“不行啦，我真是吃不饱了——”我大声喊叫起来，心想：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吗，大人们为什么听不懂呢？这时，全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哄堂大笑起来。
那时，我经常到父亲的工作单位看热闹，接待上访的叔叔都管父亲叫“老刘”。对此，我一直搞不懂。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地对父亲说：“爸爸，是不是我长大后，就不叫你爸爸了？”“那——叫什么呀？”这时，父亲真是二丈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瞪大了眼睛说：“叫老刘哇，你看，叔叔不都是管你叫老刘吗？”听了这话，全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就连哭着上访的人也乐了。
时光如梭，父亲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可怜的老爸，也有了三个分不清。
离休后，父亲开了家食杂店。有一天，一位顾客进来笑着说：“大爷，我要买烟，两条红塔山，一条蝴蝶泉。”谁知，父亲很生气地说：“怎么，两条红塔山，一条不给钱？难道我欠你人情吗？”弄得人家哭笑不得。
也许是军人出身的原因，父亲一年四季都戴帽子。他在墙上钉了个钉子。可他一走开，母亲觉得太难看，就把钉子起了。当父亲回来时，随手把帽子挂上，吧唧，帽子掉了。原来，他把一只落在那里的苍蝇当成了钉子。后来，母亲又把钉子钉上了。可没想到，父亲一进来，就举起苍蝇拍儿，啪地一下，打了过去，拍子破了一个大洞。当然，父亲又挨骂了。
耳聋眼花还不说，他还分不清哪多哪少。东北的冬天青菜很贵，母亲让父亲去买几斤豆角。他问卖菜的豆角多少钱一斤，回答是三元一斤，父亲也学着开始讲价：“太贵了，便宜点吧。”“不能再便宜了，老爷子。”父亲干脆地说：“十块钱三斤吧！”结果呢，你想想看，父亲回家还能少挨骂吗？
人哪，越是坎坷，就越回想起自己的美好童年。我到了不惑那年，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低谷阶段。工作上被撤职，孩子得了重病，又发生婚变，再加上同事和朋友们的不理解。我就象是突然被无情地抛到了一个孤岛上，有几次我曾想到过了此一生。俗话说：好色的看照片儿，点背的找卦摊儿。一位自称半仙的人，神叨叨地告诉我：我在四十岁左右，要有一个很难迈过的坎儿。
终于，在一个没人注意的夜晚，我绝望地独自一人来到江边。冰冷的江水并没有让我头脑清醒，我一步步向深处走去。忽然，我的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也下了水，来到我身边。“三儿，再听我最后一句话吧！”是父亲那微微颤抖的祈求声，顿时，我的热泪盈眶而出。他并没有拦住我，而是和我并肩站着，我向前走一步，他也向前走一步。父亲哽咽着说道：“你从小，我就教育你，自己想好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一定要去做，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世上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击倒你，你的最大敌人就是你自己。！”此时，我惊讶地望着老爸，他的一席话，简直无法和那个平日里稀里糊涂的老头相提并论。我慢慢地把头靠在老人的肩上，开始泣不成声，越哭越感觉心里敞亮多了。当晚，我发了高烧。父亲破例和我睡在一个床上，直到他睡着，还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当我醒来时，听母亲说，父亲出门给我买药去了。此时，外面正下着雨加雪。不一会儿，父亲打着一把破雨伞回来了，他被冻得脸色苍白，下半身全湿透了。“这可是好药哇，快吃吧！”父亲笑呵呵地来到我身边。“看你，裤子全都湿了！”我心疼地说。“什么，你说这药不能吃了？”
“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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