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爸妈字(代笔)”
爸妈大哥大姐都不会写字，这封信是二姐代写的，她只读了一年书，只会写几个字。虽只十几个字，我满足了。一字值千金，真是难得！
为什么当年书信联系这么难呀？现代人哪里知道啊！
就以我家往来信件为例，在路途上顺利也要十天半月。农村通邮只到乡邮电所，除乡政府和几个单位的信件直接送达外，其他的都放在墙上的信袋里，任人去翻找。我家离乡邮电所有十来里路，不能每天去一趟。我离家十天后，爸妈估计有我写的回信了，要二姐去邮电所，失望而归。她一连七天每天去一趟，都是没有信。爸妈急得没有办法，终日茶饭不思，得了一场大病。大哥到乡政府询问，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
这样，爸妈哥姐心灰意冷，就再没有往邮电所跑，而是托去乡政府办事、或到供销社买东西的人，请他顺便看一看，他们中间也有不在意的忘记了。何况也不是每天有人去乡政府、供销社。还有，我家这一带只我一家有一个在外的人，信件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本不算一回事。所以，放在邮电所信袋里的信放了多久，谁也不知道。我的那封信，就在邮电所的信袋里放了半个月，还是二姐后来有事去看一下才知道的。
爸妈哥姐收到我的信，自然高兴了，放心了，爸妈的病也好了。他们给我的回信，也不是当天就写的，大家要忙农活、家务，又只有二姐能写几个字，她写信比洗衣、做饭、下地还难。爸妈哥姐有时催她，有时又忘了，一两天、三四天不觉中就过去了。可能有半个月了，爸妈哥姐拉着二姐，无论如何当即给我写回信。他们也不知道，我盼这封信简直到了望眼欲穿的程度啊！
我到部队笫三天，就接受列队训练，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等。还要学习内务条令，包括作息制度、衣被折叠等。那被子要折叠成豆腐块，四角整齐。手巾摆成一线，长短一致。这对我都十分新鲜、有趣。
就是制度太严，受不了。吹熄灯号，就要睡。吹起床号，就要抓紧穿衣、洗漱。马上就是集合号，你赶不上就挨批评。所以，常有没洗漱、只穿一只袜子就上操的笑话。
一个月后，练习枪枝拆卸、保养与射击。
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排练歌舞演出、吹弹打奏。对我来说，这本是天生的爱好，一经点拨和训练，就上手了。不过，我没经过专业学习，功底太浅。为此，团里送我到表演学院进修一年，这大大提高了我的演艺水平。
我们文工团经常为基层连队、当地群众、部队机关慰问演出。我每次出场，都以清亮动听的歌喉，引得掌声雷动，加唱一支，多次谢幕。
有一年，庆祝八一建军节文艺晚会，团里挑选《白毛女》的演员，要我演‘喜儿’，我欣然接受。这并不是因为我正好也叫‘喜儿’，而是剧情与我家庭情况有相似之处、我又多次看过电影、而且十分喜欢那好听的歌曲。
饰演‘大春’的就是韩组长。
演出中，我一上台，马上进入角色。‘父亲’为我轧红头绳时，我幸福；我见到‘大春’时，我高兴；‘黄世荣’作恶时，我恨之入骨。人生的喜怒哀乐，我是自然的流露。观众和我一样，情景相融，哭笑怒骂，油然而生。直到剧终，一片掌声才让人回到现实世界。
这次演出后，我(‘喜儿’)出了名，甚至兵团首长刘胡子都知道了。由于文工团各方面工作优异，我演出认真的表现，韩组长升为副团长，他的位子由我接任。这是我入伍三年后的笫一大喜讯，我向爸妈哥姐报了喜。
这年春节，文工团要为兵团机关演出。我先唱了一首《红头绳》，那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只得再出来谢幕，这是演员的礼节。谁知台下掌声更强烈，我瞧见坐在笫一排的首长也鼓掌不断。司幕员赶忙出来，与我一句话，我就又唱了《浏阳河》，又掀起一次高潮。还收不了场，我就加唱了一首家乡小调《小放牛》，那些湖南干部战士听了，更是激动得流泪。
演出结束后，首长接见了全体演员，和大家照了像。
我又将照片寄回家报喜。
这一来，爱慕我的人纷至沓来。
这一天，团长找我谈话，先说：“喜儿，你歌得好，戏也演得好。”
“谢谢首长！”我立正行举手礼。
“多大了？”
“报告首长，才满21，22虚岁。”
“你坐吧。”
我在团长办公桌对面坐下。
“你和‘大春’的戏演得很成功。兵团首长很关心，安排你去他家作客哩。”
“是首长的培养。”我不知说什么好。
“喜儿，我替你介绍一个对像，怎么样？”
这突如其来一句话，我根本没一点思想准备，不知怎么回答。而且我又害羞，低着头、搓着手。
“这样吧，韩副团长很喜欢你，明天他直接找你谈。你同意，我就作媒。”
这一夜，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回想从入伍到现在，三年多来，韩组长(他升任副团长后，我还是习惯地这么称呼他)关心帮助我，是一个好人。可是，他比我大10来岁呀！原来，他正因这年龄比我大，不好直接找我谈这件事，就求团长。团长有求必应，就找我谈话。
后来，我才知道，湖南有8000多女兵进疆，安排到文工团、通讯团、医院，也有到食堂和军人服务社的，就是为解决驻疆部队部分干部的婚姻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回老家谈，或由当地介绍。)这是兵团首长关心部队的大胆作法，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这一人性化的作法，是从反面教员那里学来的，它开部队建设的先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笫二天，韩组长约我到室外操场去。我们心照不宣，都明白要谈什么。我等他先开口怎么说。
“团长说了，你想过了吗?”他单刀直入，但没讲明谈对象的事。
“想过了。”我有了准备，也就直说了。
“行不行呢？”
“行是行，就是-----”我停下没说下去。
“是什么？”
“我年纪还小了点。”我绕了一个圈子，不说他年纪大了。
“革命的副产品，耽误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年纪大了一些，但他不说比我大没什么不好，而是说没谈对象的原因。
“我要问一下爸妈。”他这么一说，我就同情他了。间接地表示同意和他谈对象。
“那我等着。”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很高兴。
后来他向团长汇报了。团长十分重视，决定立即派人去我家乡，对我申请加入党组织作一次政治调查，一便征求爸妈对我婚姻的意见。团长要我写一封给爸妈的信。
很快，调查人员回队了，他详细讲述了爸妈热情招待，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转达了爸妈的口讯，话很多，有思念、有希望、有喜讯、有答复。而且还有一张纸条(信)，有‘同意’两个字，我看是二姐的笔迹，但落款还是‘爸妈字(代笔)’。我得到家乡的信息，心里好高兴，就像自己回了家一样。婚姻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团长又找我了，韩组长也在，他代表组织宣布：同意我和韩组长的婚事，择日举行婚礼，由他亲自主婚。
我对韩组长说，要照一张结婚像给爸妈哥姐，报个喜讯。
这样，我和他结婚了，两年后才生一个小孩。又是照像，给爸妈哥姐报喜讯。
从此以后，家书不断，条件也开始有了改善，我大哥的儿子可以代笔写信了，那内容就十分详尽，比如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村食堂的建立与解散、包产到户、粮食丰产了、允许农民出外打工搞副业、家里砌了新房子、大侄儿读大学了、大侄女出嫁了、小外孙出世了、家里有电灯了、公路通汔车了、村上有电话了------等等、等等。这几百封家书，记载了家乡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人世沧桑！
这么多的家书当中，只有一点是不真实的。所有关于爸妈的情况，都是‘身体好，勿念’。其实，爸妈在‘大跃进’时，都得了水肿病，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爸，田里工夫体力繁重，吃得又不好。在‘文革’运动中，他反对层层夺权，他一个生产队长也不让他干了，还挨了一顿批，若不是‘军属’面子，就会挨斗争、挂牌游行呢。爸受此无端打击，气上病来，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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