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老爸有个神秘的小箱子，他从未在我们孩子面前打开过。不管我耍什么小聪明，只要我一问起那只小箱子，一向温和的老爸就立马绷起面孔，背着手走开了。问母亲，得到的回答更是莫名其妙：
“就这件事，我也无权过问哪！”
不过，陆陆续续的，我也从母亲那里听到了许多父亲那离奇曲折的故事。
父亲十六岁那年的冬天，正好赶上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地经过村庄。当时，他正给地主家放猪。望着一眼望不到尾的大部队，战士们肩上扛着闪亮的钢枪，个个带着狗皮帽子，生龙活虎，他动心了，扔下鞭子，就跟在队伍后面。走了一天一夜，才引起部队的注意。一个戴眼镜、斜挎盒子枪的军人生气地问他：
“你是哪儿的，老跟着俺们干啥？”
“我，……我也不知道家在哪，我就是想当兵打老蒋，不行吗？”
“眼镜”看了看面前这个穿着破棉袄，还露着肚脐儿的穷孩子，一句话没说。从此，父亲就参了军，而且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起初，部队并未发现这个既没有文化、又呆头呆脑的穷孩子，能什么特别之处。攻打四平时，战役十分残酷，不到半个小时，我军两个营的兵力就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再也没有回来。父亲那时还没有枪，只是给前线送弹药。他把一箱子弹送到前沿，望着那一片血肉模糊的战友的尸体，他惊呆了。
“还愣着干啥？”又是那个“眼镜”，一边给自己的手缠绷带，一边冲着他喊，“快打呀！”
父亲随手拿起一支带血的三八步枪，睁着两只眼睛，对准敌人的城墙，扣动了扳机，一枪一个，一共五枪，弹无虚发。“眼镜”惊喜地张大了嘴，其他战士连声叫好，连长忙组织专人给父亲换枪上子弹。没过多久，敌人的机枪全哑了。我军的冲锋号终于吹响了，战士们排山倒海般地冲进城去。
第二年，在攻打锦州和葫芦岛时，父亲的手里已经有了一支带瞄准镜的苏制专用狙击步枪。最令别人羡慕的，是他的任务直接由团指挥所下达，甚至每天三餐，团长都要过问。至今，在父亲卧室的墙上，还挂着他的一张发黄的黑白大照片，那是他在擦枪时，一位女记者给他照的。
82年的冬天，我要参军走了，问父亲怎样才能枪法准。他不假思索地说：
“一是不能瞄得时间过长，二是三点成一线，三是要用手的握力，而不是用手指扣动扳机。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永远平稳才行。”
然后，他说他们训练射击时，常常在黑夜，两百米以外有个半身把子，中间有个小灯，只亮半秒钟，灯灭后才能开枪，9环以下就是不及格。打好了有红烧肉，否则只能吃窝头了。
我还问过他一个敏感话题，他这辈子究竟杀过多少敌人？他总是回避。让我问急了，他反问道：
“难道杀人是件愉快的事吗？”
文革期间，中央在北京设立了十多个群众上访接待站。父亲在一个接待站管后勤。一天深夜，他正值夜班。突然，外面枪声大作，一片混乱。还没等父亲醒过神儿来，几个“红总部”的家伙冲了进来，用刀指着他，凶神恶煞地问枪库在哪？
他不紧不慢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支手枪。
“我这有一把枪，有本事你们过来拿吧。”
就在这几个家伙面面相觑时，他一甩手——“砰”，子弹从他们的耳边飞过，走廊的灯泡被打碎了。黑暗中，几个家伙不知小声说些什么，然后又故意大声丢下一句：
“这儿是接待站，别没事找事，快走！”
从那以后，每个接待站夜里都是俩个人值班，而且都配备冲锋枪。
去年的“八一”节，父亲的几个老战友来家里做客。我们用“接待外宾”的档次，盛情款待了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酒席间，几个白发苍苍的老爷子百感交集，尽管耳朵都背了，却述不尽他们一生的坎坷和传奇的经历。
十年文革，部队也难逃浩劫。军队里的“专案组”，为了搜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所谓“犯罪事实”，把当时的一个机要科长抓了起来。在强行逼供下，这个硬汉子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们还用八号铁丝，把这个机要科长的左臂活活掐断了。可他只有一句话：
“司令员是清白的，我没有什么证据可说！”
最后，他被送上了刑场。当时“专案组”的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手上沾染革命军人的鲜血，又想找一个与本案没有一点关系的、“根红苗壮”而又枪法好的人，来执行枪决任务。于是，父亲就成了第一人选。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山谷里，刺骨的寒风卷起落叶，一个劲儿地打着漩儿，刮得人睁不开眼睛。两边是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战士，几个神不守色的“专案组”人员，把那个被捆绑的机要科长推到了一个刚挖好的大坑旁。然后，又把一支压满子弹的半自动步枪，交到我父亲的手里。
在“专案组”的人再三命令下，父亲慢慢地举起了枪，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死刑“犯人”。此时，那个机要科长突然转过身，两眼怒视着所有人。大声说：
“我是军人，我不喜欢有人在我身后开枪！”
——“砰，砰，砰，”父亲的枪终于响了，那个硬汉仍然站立在众人面前。
“怎么搞的，一个神枪手，居然打不重三十米以内的犯人！”
那几个“专案组”的人发火了，冲着我父亲喊了起来：
“你再打不中，就把你关起来，你的政治立场在哪里？你想清楚再开枪！”
就在这时，远处扬起一片尘土，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一个军官急匆匆地走下车，在那个气急败坏的管事人耳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那人高声命令道：
“行刑改日，把犯人押回去！”
后来，人们才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是周总理在报批的“许世友犯罪事实材料”上批示：“犯罪事实不清，请重新审理。”这才及时制止了这场屠杀。
“菜快凉了，你们多吃菜，少喝酒哇！”母亲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打断了几位老军人的痛苦回忆。往日那位宁死不屈的机要科长，如今已成了声音洪亮、满面红光的独臂老人。他拉着父亲的手，仍然满怀感激地说：
“老刘哇，你可是咱东北野战军中出了名的神枪手，可那天你是‘丢丑’喽！你在对我瞄准时，都想了些啥呀？”
“我呀，”父亲举起酒杯，慢条斯理地说：
“我的枪口怎么能对准自己的战友呢，再说了，我能不能打死你，都没有红烧肉吃，我犯得上打那么准吗？”
“啊——哈哈哈……”
“我说——老刘，当年许司令员奖给你的宝贝，还在吗？能不能拿出来，让老哥几个开开眼哪？”
果然，父亲真的慢慢地站起身，走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抱着那个神秘的小箱子，神采飞扬地走了出来，眼睛笑成一条缝儿。我站在一旁，心简直都快跳出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
小箱子，随着父亲微微颤抖的双手，缓缓打开——
父亲一口气拿出了三四十枚各种各样的军功章，已经暗然失色了；还有十多张发黄的军区颁发的各种“神枪手”的奖状；最后，在箱子的最底层，父亲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那——是一支依然如新的苏制六轮手枪！还有军区颁发的持枪证书。
夜，很深了。几位老人都喝多了，南腔北调地唱起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而我，也是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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