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
我是工作以后又辞职，在25岁“高龄”上，考入南京大学作家班的。“重返校园”与“升入大学”完全不同。坐了三年办公室，忽然又坐进教室；同事变成了同学，领导换成了老师，一幢方正的清教徒式的机关大楼化为叠翠连青、朝气蓬勃的大校园，那感觉不是单纯的欣喜，还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怆然。
02届作家班的一件幸事是碰到了“南大”的“百年校庆”。多的不单是一座音乐喷泉，还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经也是这里的学生。我捧着书走过，常见他或她手上抓着木牌，写着他们几几届毕业，等的是谁，自己是谁。连自己的名字也要附上，显然分别已久，生怕故人对面不相识，即使相认了也往往是握手含笑说不出话来。岁月汩汩流过，人生的河床渐渐粗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另一件就不是幸事了，那是人人自危的“非典”。起先是遥远的广东，后来是北京，后来南京周边城市也出现了。风声越来越紧，体温表测得日渐频繁，许多学校纷纷放假或封校。“南大”没封，因为它分生活区、教学区，两区中间是汉口路。胆子大的同学可从汉口路逃逸——戴着花样翻新的口罩。出入都要学生证，没事就吃补药增强抵抗力，“五一”也不能回家。班长高烧入院引起一片恐慌，后来查出是肺炎才松了口气。在“非典型性肺炎”横行的日子里，班长偏偏得了“典型性肺炎”，可谓特立独行。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空气里仍有乐观，那来自一位姓唐的老师。每节课前，他都念一首唐诗以鼓舞“士气”。有趣的是他教的是外国文学。看来生死关头，能带来慰藉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安慰不了我们的凄惶。我后来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唐老师选的都是与“春”有关的诗，用意是师生与春天结盟，共御病毒。《春晓》、《春夜喜雨》、《清明》都选了，又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有“芳树无人花自落，泰山一路鸟空啼”，又有“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非典”平息后，唐老师照样讲他的惠特曼和麦尔维尔。
刚开学时几个室友对食宿多有怨言，唯独我能满意。原因是上大专时的学校太不象样：食堂里真正是粗茶淡饭，排骨上甚至有别人的牙印子；住的地方系由仓库改装，且无纱窗，夏夜小生命极多，计有苍蝇、蚊子、蟑螂、蛐蛐儿、飞蛾和不认识的硬壳虫数种，物种的丰富足以把法布尔的《昆虫记》比下去。置身“南大”后，宿舍高居十楼，体魄再强壮的蚊蝇也飞不上来，夏天连帐子都用不着。纱窗虽有些发黄，但毕竟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食堂里菜式繁多，新鲜卫生，牙印子之类的奇观就此绝迹。浴室又近，小卖部触手可及，我实在想给打个九十分。扣掉的十分是为了电梯。我被关过三次，拍门、按紧急呼叫键都不能引来外界的注意。总算电梯良心未泯，每次都是自己开了。我们那幢楼有两部电梯，轮流修，轮流坏，奇的是两年时间里，从来没有一起坏过，似乎深谙“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的道理。
我喜欢晚上看生活区的橱窗，照片、图画、文字，在日光灯下明朗清新。为重病失学的校友捐款的号召我还抄下来过，可惜弄丢了。教学区吸引人的自然更多。作家、学者来开讲座的通知（我听过余光中、莫言、白先勇的讲座，莫言谈锋甚健，余、白二人则风度俨然）、爬满长青藤古朴威肃的北大楼、花园、草坪、教学楼，尤其是金灿灿的银杏树，全盛时的樱花林。前者适宜黄昏时欣赏，夕照涂上一树黄叶，色泽生动，仿佛要流下来；后者适合在月光下赏玩，溶溶的月色，素洁的花瓣，偶有两片轻柔飘落，静谧得凄迷，如同梦境。
独处有独处的乐趣，一大群人呼啦啦放鸽子般的跑出去，则另是一种愉快。大规模的出行有三次，第二次到扬州瘦西湖我因病错过。另两次一是到珍珠泉，一是到栖霞山。珍珠泉泉水碧青，水质极好，大叫两声会有串串气泡珍珠样地浮上来。还爬了一段长城，城墙是明代修的，在上面俯视，看得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我记得班长问一位女同学，此情此景如何形容。女同学是写诗的，结果她并未吟诗做对，大发感慨，只是淡淡的说“大美无言”。我在旁听了，非常佩服她的精准。栖霞山我们去得不是时候，漫山红叶、灿若云荼的奇景没能见着，不过沿途的叶子已经隐隐泛出红意，叶茎叶脉凸得明显，感到生命的律动。带队的老教授被一帮叽叽喳喳的女生围着，众星拱月的局面。几个调皮的男生悄声说是“万红丛中一点绿，不要打扰他，是对老师最大的体贴”。
班上唯一一回“酒会”我找借口推了。我素来滴酒不沾，同时深知所谓“酒会”并非调制几杯鸡尾酒，端着杯子走来走去这么简单。我的两位室友不及我明智，去了三个小时才逃回来，一个两眼血丝，倒头就睡，一个冲进洗手间，“哇哇”不绝。有位女同学发消息问我他们怎么样了。我说：“一个睡了，一个吐了。”隔了一会儿，我又发消息说：“吐的那个睡了，睡的那个吐了。”听说当时与会者还轮着说了性幻想对象，不说的就灌酒。有一位兄台老实供出了某个女生的名字。不久他们就出双入对，大概从此不必再幻想了。
校园里的恋爱是一道风景。有一届“十大歌星赛”上，一个长头发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完了鞠躬谢幕：“谢谢大家忍受我的歌声，我知道我唱得不好，我没想过拿名次，只想把这首歌献给后排那位美丽的姑娘。”全场掌声雷动。我回头看去，后排幸福微笑着的“美丽的姑娘”竟有三人之多，猜来猜去也没弄清楚哪两个是凑热闹的。另外，女生宿舍外也不乏好逑君子，总有或高或矮，或俊或丑的男生翘首以待。“待”到了，有携手散步的，有争吵推搡的，有缠绵热吻的，最凄凉的，是我亲眼看见一个男孩子，对女朋友百般哀告，而终不能令她回心。她走了，他还眼巴巴的站着。我拎着茶瓶在附近站了五分钟，假装等人，等到的却是“人间惨剧”（比他惨的也有，比如有个同学雄心勃勃办了份校报，一个月后就被众人拿来糊窗户纸）。
二
比较“独特”的老师有四位。头一位是我母亲的朋友，教《外国戏剧史》的吕教授。他那时好象是五十出头吧，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举止轻捷，声音洪亮。他开课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人来得越少越好。”理由是人太多互相干扰，因而他从来不点名，“靠点名维持听课率是可耻的！”他说话有十足的自信，有时近于自负，可是让人心折。他像古希腊元老院里的重臣，雄辩滔滔，舌灿莲花，气势磅礴，课讲得华丽酣畅。他的口头禅我背下来一句：“真正的戏剧家都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的！”
第二位是教《中国文学史》的张老师。我们看课表时以为是个男人，不料门一推，进来的是一身白衣、端丽秀雅的女教师。她只有三十岁左右，言行服饰像小龙女，脾气也一样那么清冷。她上课是不动声色型的，偶尔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她自己顶多莞尔。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到她和几个朋友效游，坐成一圈玩《红楼梦》里那种拈花名的游戏，什么“莫怨东风当自嗟”、“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别人提这种事就显得炫耀，她说起来就自自然然。很久后才知道她是大学者程千帆的外孙女。张老师时间观念极强，下课铃一响，她哪怕刚说了半句话也立刻打住，与一些爱好拖堂的老先生形成鲜明对比。
再一个是周老师。女性，中年，教授，词锋锐利，思路明晰，让人又敬又畏。她有时会忽然停下，叫个同学到讲台上接着她的话往下讲。这一类的突然袭击既使人凛然，又让人兴奋。我和周老师比较熟些，对她的了解也较多。她丈夫也是中文系出身，是她的师兄，后来转行，目前是江苏地区“中兴银行”行长。她儿子才17岁，个子就一米八几，已经有国外的汉学家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周老师从前体育很棒，后来又学弹钢琴自娱。我在“柏斯琴行”听她弹过《风流寡妇》，哪一架钢琴音质不好，她敲一敲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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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长达六千字的“作家班”的经历，但是始终恪守“含而不露”、“节制第一”的原则，给本文以有效的情感的约束，不至于沦为狭窄的滥情的感伤。只是在最后一句上，才隐约透出对往事的深深珍惜和难言的伤怀。(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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