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一个法律网站上看过一个警察写的帖子，讲述他在工作中殴打嫌疑人的经过：一个流浪的幼女多次遭色狼灭绝人性的摧残，面对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所以的善良人恨不得马上抓住施暴者把他剥皮抽筋、锉骨扬灰。公安机关蹲守了很久，终于抓获了色狼，这个警察把色狼押进派出所之后，首先对其一顿毒打。
虽然从感情上，我比较倾向于支持那个警察的行为，但在理智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警察的行为是严重错误的（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口事心非，因为，换了我是那位警察，我肯定也会狠揍那个色狼，我的标准是：对与错是一回事，做与不做是另一回事。据此可得出：我不是执法者乃司法界之大幸也）。
所谓“以法治国”，要“法治”不要“人治”也是这个道理，罪与非罪，罪、责、罚相当，此乃法所司也，任何人无权根据个人的好恶去妄下判断。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比如一个有正常善恶、是非观念的警察捉到一个色狼狠揍他一顿，不为过；那么，假如遇一变态的警察，他就认为摧残幼女很正常，因此，他把色狼请到所里点烟上茶摆上山珍海味边喝酒边畅谈“咸湿”心得，这岂不是也不为过？
当然，我估计，咱们的警察队伍里并无这种变态者，所以，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们常呼唤“理智战胜情感”，这句话大多数人都没听出毛病。实际上，这是一句完全“人治型”的、非常错误的口号。怎样用“理智”去战胜“情感”？什么是“理智”？用各种“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理智”吗？事实证明，这种“理智”是最不可靠的。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够不够理智？他如果不够理智怎能当上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但是，他在面对莱温斯基的丰乳肥臀时，这种“理智”不堪一击，所以，克林顿扒下了莱温斯基的裤子。我想，克林顿在与莱小姐云雨的时候，他肯定没料到会惹来那么大的麻烦。
最后战胜克林顿的，击倒克林顿的错误的，不是什么子虚乌有的“理智”，而是那些监督机制。当初，克林顿无视这些监督机制的存在，脑袋一昏，扒下了莱温斯基的裤子。结果，监督机制说了：“老虎不发威，你拿我当病猫了吧？”最后，克林顿被折腾得狼狈不堪，肠子都悔青了。有了克林顿的教训，他的下一任小布什在面对白宫秘书的时候，肯定会系紧自己的腰带，不需要任何“先进思想”武装小布什的头脑——克林顿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警示。
那么，咱们想一想，咱们有这种监督机制么？咱们没有，所以，假设克林顿在中国，他完全可以放心地扒下莱小姐的裤子。好在，克林顿不在中国；好在，中国没有克林顿这种色狼，所以，中国没有扒女秘书裤子的领导。
新加坡的经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加坡，并没有诸如“国父李光耀训斥不准随地吐痰”之类的标语口号满大街涂抹的景象，但是，也并没有几个人随地吐痰，何也？——一口吐掉你半年的收入，随地吐痰等于随地吐钱。你想在新加坡高空抛物么？你扔一下试试看，罚不死你！那等于往楼下直接扔钱，甚至比直接扔钱成本都高。
在我们中国，虽然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公德教育，比如，告诉大家不要高空抛物，却屡禁不止。但奇怪得很，我们并没有进行禁止从楼上往下扔钱的教育和规定，却没见谁高空抛钱。当然，偶尔也有满大街扔钱的————那是精神病突发了。
这一比较，差别就出来了：在新加坡，只有精神病会随地吐痰或者高空抛物；在中国，正常人随地吐痰或高空抛物。在新加坡，如果你见到随地吐痰的、高空抛物的、满大街扔钱的，那准是精神病没错，但在中国，只有满大街扔钱的才可算作是精神病。表面上看，新加坡的精神病患者比咱们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多。但您也别高兴太早，因为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比如说，吃人在食人族那里合法，但在文明社会里是犯罪，在一个环境里合法是行为放另一个环境中怎么就变成犯罪了呢？无他，标准不同耳。
法制不健全的国度里，犯罪率是最低的。我说这话您可能不爱听，怎么法制不健全，犯罪率却反倒低了？别急，您再听听这句——在没有法律的国度里，是不存在犯罪的。听了我这话，您可能要愤怒了，您或许会说：照你这混帐逻辑，只要消灭了法律，是不是也就消灭了犯罪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如果消灭了法律，犯罪也就随之消灭了。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咱们再拿食人族举例，在食人族那里，吃人不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或者说，法律没规定吃人是犯罪，所以，吃人合法。
罪与非罪，是由法律来界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法治社会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法律没有规定杀人是犯罪，那么，杀人就合法；比如说，法律没有规定****是犯罪，那么，****就合法。因此，如果消灭了法律，犯罪也就消灭了——杀人、****、抢劫、盗窃都是合法行为，当然也就不存在犯罪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好多事情，比如说，当我们在新闻里听到这样的消息：“纽约这几年犯罪率居高不下”；“食人国这几年犯罪率为零”。这时，您千万别简单地认为“食人国比纽约安全，食人国比纽约文明”，比如，今天纽约发生了一例杀人事件，于是，纽约的犯罪率增加了若干百分点；食人国今天杀了好多人，但是，食人国的犯罪仍旧是零。此亦无他，标准不同耳。
其实，这些道理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却一直被我们所忽视，或者，某些人故意让我们忽视。根据不同标准所总结出的数据，没有可比性。
以前，曾多次听某些人怀念文化大革命，这些人的理由之一是：文革中犯罪率非常低。这种说法其实非常混帐，当“打、砸、抢”合法，当随便杀人合法，犯罪率当然低了！
所以，犯罪率的高低，有的时候，往往可以反应出一个国家的法制与法治的健全情况。比如说吧，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执行的是同一套法律，那么，省际之间的犯罪率具有可比性。但在国际上，由于国家与国家间的法律并不相同，所以，犯罪率往往反应出截然相反的事实。
下面，我们拿两个法律比较相似的国家相比较：
第一个国家的法律健全，此为“法治”的前提，执行及监督机制也健全，此为“法治”，当其犯罪率高时，一方面说明犯罪者众，一方面也说明监督与执行机制落实的好，最终，法律的威慑力达到了，犯罪率降了下来。真正做到了“法治”，通过“法治”达到了“法制”。
第二个国家的法律也很健全，但执行与监督机制不健全。这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摆设。这种法律，对待一些暴力型犯罪是用效的，而对于其他较为隐蔽的犯罪，比如经济类犯罪，就有点束手无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犯罪率肯定要比法治国家的犯罪率要低——因为很多隐蔽的犯罪无法查处，所以这些犯罪没被列入犯罪率之内。
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表面上看，也许第二个国家的犯罪率永远低于第一个国家，但是，真正的涉嫌犯罪行为，却永远高于第一个国家。
在上面所举的第二个国家里，“以法治国”就成了一句形而上的口号。最后，贪污、贿赂横行，上行下效，整个社会滑进了道德沦丧的旋窝。
道德，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法制与法治为基础，否则，那道德就成了岳不群的胡子。当法律成了摆设时，人们无奈之下大喊道德，好比变人失败的猴子套上一件人的衣服，说：我是人。
比如在中国常见的趁火打劫现象：一辆拉鸡蛋的汽车翻倒在某村旁，司机正在呻吟，众村民却抢起了鸡蛋，鸡蛋抢完了，甚至于拆卸汽车零件，下一步很可能去扒司机的衣服。
电视上每播出这种新闻时，无不忘大声谴责几句，但这种谴责形同放屁，下次再遇“失火”，“打劫”依旧。在我们谴责全民道德沦丧时，我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道德是怎样沦丧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大多数人都清楚得很，但说了也是白说，所以选择麻木。
比如说吧，一个普通农民，他不可能清楚县长、市长是否贪污，他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些“高官”，但是，村长是他们常见的，村长的行为他们也是常见的；对于村长来说，乡长他是常见的，乡长的行为他也是常见的；对于乡长来说，县长他是常见的，县长的行为他也是常见的，依此类推。
村长认为：乡长贪了一万元，我只贪一千，这很正常；乡长认为：县长贪了十万，我只贪一万，这很正常，县长认为：市长贪了百万，我只贪十万，这很正常，依此类推。
当法律查处县长贪污十万时，市长想：不能让他们查，县长完蛋了，我贪污百万的事情就暴露了；乡长想，不能让他们查，县长完蛋了，我贪污一万的事情就暴露了。就这样，一张保护网自发地形成了，面对这张无形的网，法律成了摆设。
当市长对县长说：不要贪污！县长想：少来之套，你贪的比我还多呢！县长对乡长讲：不要贪污！乡长想：少来这套，你贪的比我还多呢！乡长对村长讲：不要贪污！村长想：少来之套，你贪的比我还多呢！村长对村民说：不要趁火打劫抢鸡蛋！村民想：少来这套，你贪污一千块，我们只抢了几个鸡蛋，你有什么脸来管我们！
如此，道德也就沦丧了。
所以，当媒体再对道德沦丧行为进行谴责的时候，记住我这句话：少来这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