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五）
我刚到图书馆就在内阅书库工作，每天读者很多，因那时正是刚刚改革开放全国掀起空前的读书热潮，图书馆每天门庭若市，早晨门外已经排了很多人，只要一开门人们就蜂拥而至，争抢着占座位，来晚了就只好慢慢等。
我刚到图书馆就在内阅书库工作。内阅书库不开架，几乎藏有所有进馆的中外文书和刊，每天得进到库里去为读者提书和刊。每天接待读者一百多人，库里很大，有三层都是我们分管的部分，一天不出门就得跑百里。
我的饭量出奇得好，每天尽管没什么好吃的，姥姥婆婆给我带的一大盒大馇子和三片：土豆、白菜、胡萝卜片，满满的，中午全吃完。工作是忙碌的，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是还挺愉快。
图书馆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这里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挺多，为了迎头赶上必须学习，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在我省招生，我调去时，已经招了第一届八零级学生，我没赶上，我是八一年才调过去的。我就跟着他们英语班旁听英语，学了陈林的教材四册，通过考试获结业证。
后来北大（大专班）又在我省招生，我就努力备考，虽然我是老高中生，但因为文革毕竟还有一年的课程没有学完，就把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找来。白天利用给读者提书的空余时间，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晚上忙完家务，赶紧看书。图书馆的同事给我很大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二百多名考生中，录取的19名中有我一个。那一年我都35岁了，大孩子才5岁，那时候孩子太姥就开始有病了，每天我带着大女儿去幼儿园，然后开始紧张的工作和学习。
人说三十而立，而我刚刚开始大学学习，上有老下有小，丈夫又帮不上忙，我该多么吃力！那时平日里都是当地的老师辅导，考试时是北大的老师拿着封好的考题乘飞机来监考，当地的老师也不知道北大能出什么题？我们则是把全书每一页都仔细看过，生怕漏下哪一个知识点，我们几个同学考前聚在一起，互相提问背出答案。
我有时怕自己记不住，就在家里先大声把答案读一遍，大女儿很聪明，（三周岁时就能背唐诗五十多首了，每次背得嘴角都出白沫了！）小脑瓜记得可快了，不一会她就先记住了，然后再背给我听，我也就记住了。可她也有胡搅蛮缠的时候，有时送她去幼儿园，心不顺时说啥也不去，抱着我的腿哭，我还急等着去上课，我是班长，还得先去给老师准备好上课用的东西等，没办法只好领着她一起听课。她上课一点都不闹，听得还挺认真，居然也能记住一些东西回来，回来跟太姥学，太姥直乐呢！
最难学的是英语，这回学的是北大的英语教材，不如陈林的教材生活化，口语化。尽是科技用语。我们初、高中学的都是俄语，这回得背英文单词，每天得背60个，一周有四个半天黑大英语系的老师来辅导，还得上讲台前回答问题，我是这个班的班长，回答不上多丢人呀！咬牙也得跟上呀！专业课倒好说，毕竟边做边学。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六岁就上学了，我每天带她上学，学校离我们单位很近。她放学先到我单位，我下班带她一起回家。每到期末时，她要考试，我也要考试，我还得每天给她抄写大卷子、检查她的作业，听写等。我自己还得抓紧时间复习，时间不够用呀，晚上等孩子睡了再学习吧！那时天天觉都不够睡的。
我考试的成绩还都不错，基本都是八、九十分，学习三年后我被评为优秀学员，得到一张奖状！但是有的馆领导并不满意，说：“你考那么好干什么呀？考六、七十分不就行了吗？”难道我努力学习还错了不成？我不是不想对不起馆里给拿的２４０元学费吗？真郁闷！
（六）
我的工作从我上学后，部里领导很是照顾我，给我调到了中文期刊库，管理中文现期期刊。负责验收登记、上架、分类编目、下架装订。相对原来跑书库轻多了，且时间可以机动些，忙上课时可以先堆一下，回来再抢时间干完。
干了有一年，刚刚熟悉了这一摊工作，部里领导又非要把我调到外文期刊室，那时全国正搞标准化著录，领导看好了我，说非你莫属，作了我三天工作，我才答应，因为让我去搞的俄文标准化著录，全国还没有先例，没有可参照的样板，而我还要学习，尤其是英语叫我头痛，对付中文刊轻车熟路，这个新工作太难了。但不接还不行，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心，真是拿鸭子上架呀！硬着头皮接了工作。
当时我馆的外文刊很多，几乎所有的影印刊我们都订了，再加上原版刊，数量很大，尤其我们省和苏联接壤，俄文书刊都订的很多，工作量很大，还经常没有电梯，电梯总坏。我们人工手搬，从一楼的最西边搬到三楼的最东边。每次都得运两车，每周两次，累得汗流浃背。
最难弄的还是编目和标准化著录，那年馆里要换一套目录，重新编制一套标准化著录目录，得重新清点一遍库藏，作到书卡相符。书库中，夏天也不开窗，期刊上多年积的灰尘，直往鼻子里钻，书库中灯光很暗，对库藏清点很不容易！
中文和西文都有标准化著录规则可依据，唯有俄文没有，我请教馆中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教已经调到苏联去学习的老同志，说苏联也没有标准化著录规则，没办法只得借鉴中文和西文的格式，按俄文的特点稍加改动，忙了一年半，终于搞成了一套标准化著录的目录。后来又去北图请教同行老师指点，然后走了不少个城市的图书馆考察（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别处都没搞，这一项还填补了国家空白。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俄文标准化著录与目录探索”此文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论文奖。
八五年我出去考察时，去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公公婆婆来到我家，在我不在家时给予了很多照顾，但是公婆年岁都大了，都有慢性病，又没有工资和公费医疗，三个老人在我家，我家的生活很艰难。
八六年初单位又送我去北京学习“西文标准化著录条例”，刚过完春节，初六就走了，正月十五都是在北京过的。那天正赶上我得了感冒，头痛欲裂，流着清鼻涕在北京图书馆为馆里查资料，接到上小学二年级的大女儿的一封信，是用从田字方格本撕下的一张纸写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亲爱的妈妈，您好，你已经想我了吧？妈妈，你走的时候，我眼泪在眼睛里，我想如果我哭出声来，那你每天都想着我，那你就会学不好习的。妈妈，希望你能早一天回来。（我爸还领我去看灯了呢。）1986年2月22日。看得我眼泪糊住了双眼……
八六年夏，二女儿六岁半，也该上学了，她一直在姥姥家，我的爸爸妈妈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和学习，孩子生病也不告诉我，甚至得了肺炎，打点滴也没告诉我，等病好了才告诉我让我放心。都是我的弟弟、妹妹、表哥嫂帮着照看，妹妹去给买奶粉、给打针，弟妹带我女儿去幼儿班，教她写汉字和拼音，表嫂给洗脚等……
二女儿被姥姥姥爷送回来上学了，她和我们不亲，生分得很，大女儿自己在家惯了，冷丁回来一个和她分东西吃的人，她很不情愿，也不知道让着妹妹，小女儿在姥姥家也一直被亲人们宠着，也像独生女一样，因而两个女儿很难相处，战事不断。小女儿总想回姥姥家。就到现在，小女儿还常说：“小时候你们就抛弃了我，我没有父爱和母爱！”所以我得出结论：无论多难，孩子也不能送出去养！但是为时已晚矣！
这年，单位给丈夫补差了一处房子，就是我们到现在一直住着的这个房子。待到二孩子回来后，老房也住不下了，也来不及装修房子，我们只带了做饭的炊具和被褥、一张写字台，就过来住了。家具都留在了丈夫家的三位老人们住的丈夫原来分的那所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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