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读过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抱愧山西》后，山西及平遥古城就再也走不出我的记忆。想亲眼看一看平遥，不是为了领略古城古韵，而实在是想实地看看竖起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日昇昌”票号的旧址。作为金融业的职员，也有到“乡下祖父”那里寻根的想法。
来到山西，是在5月上旬。这个时候的烟台已是春红凋谢，绿意正浓。而极目之下的山西大地，到处裸露着厚实的黄土，不管是早上还是黄昏，天总是不见亮色，马路上看什么都湮进几分土黄。山西的朋友说：“煤炭在给山西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山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由于缺水，在山西走过了几个城市和乡村，很难看到葱茏的绿色和鲜花，只有从太原往平遥走的路上，路两旁开着紫色花朵的槐树，给我的眼睛增添了一抹亮色。
到达平遥古城，已近中午，天阴沉沉的，似乎酝酿着一场雨。站在高大的城墙外，遥望着平遥古城，阴沉的天色衬托下的城池，更多了一份古色古香和沧桑感。走进古城，细细地打量着经历了二千多年至今依然保持完整的古城墙；旗幡飘动、保持着明清风格的街道；大大小小的庙宇；各种老式铺面鳞次栉比；古老却并不带一丝颓败之色的门楼；大气浑厚灰暗阴森的深宅大院……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明、清时期市井繁华的风貌。街上的铺面都开着，生意却做得漫不经心，全然没有商业街的那种喧嚣媚俗。
曾游览过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此时再看平遥，却给我不一样的感觉。平遥古城同北京的紫禁城及许多有历史渊源的古迹一样，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文化背景。即使从外表看，平遥既不同于紫禁城的庄严，也有别于钟古楼的肃穆，更相异于姑苏城的柔媚。它的独特气质和魅力从每一座瓮城、每一段古城墙的砖缝中隐约可见战乱年代未曾散尽的硝烟中溢出，从每一条街道上那些被岁月的脚步磨损的坑洼不平的石砖中流出，从每一座宅院的秀窗厚木门、大门口青石板上深深的车辙中淌出，从每一道雕梁画栋、精美石刻的纹饰渗出……饱浸岁月的沧桑却并不荒废。
古城因纷至沓来的游人而沸腾起来。城墙上下、街道、民居、店铺、庙宇里，随处可见人头攒动，竟有着重现明清时小城繁华的景象。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这样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有谁能想到这里就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昇昌”票号的诞生地呢。
一
信步于平遥古城最繁华的西大街上没多远，就看到了铜制旗幡上“日昇昌记”四个大字，吊挂在古色古香的房檐下。细细看这个门头，与其它的店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以说还比不上有些铺面华丽，在琳琅满目的西大街上，这个店铺是那么的不起眼。谁能想到就是这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揭开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辉煌的一页。
走进了“日昇昌”大门，随着导游的介绍，眼睛在票号百年前曾经使用的柜台、书桌、钱箱、笔墨账本上一一扫过，手轻轻地抚摸过那些用具，心中慢慢地有了一些思索。
“日昇昌”票号是在“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票号，它成立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而创建这个票号的基础是晋商的兴旺发达，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
平遥的地域优势是原因之一。平遥地处汾河谷地，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之时已成为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必经平遥；南北茶叶、丝绸、皮麻商品集散，多在平遥。城内商人利用地域优势，全国经商，逐步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时有“富商大贾甲天下，数非十万不算富”之说，如此为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创造了最有利的物质条件。说到“日昇昌”票号就不能不提到大掌柜雷履泰，他为“日昇昌”的创立、壮大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导游介绍，我又查阅了有关资料，“日昇昌”票号诞生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位山西同乡到“西裕成”商号，想把钱交给处在平遥的总号，让其家人在京城的分号支取。当时的“西裕成”商号大掌柜雷履泰一想，此事既方便了同乡，又结交了朋友，百利无一害，便点头答应了。周围的人知道后，都纷纷以此为便，但是“西裕成”商号并没有提供两地汇兑的义务，于是开始少量收取费用。商号大掌柜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商号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道光三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立了“日昇昌”票号，专营汇兑。这才有了“日昇昌”票号的诞生。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账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人们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日昇昌”票号，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
而“日昇昌”票号的创办不仅带动了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又反过来对晋地的商业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还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商业贸易的发展，甚至为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基石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深入地了解研究了“日昇昌”票号，我惊讶地发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理及员工选拔制度，激励机制，股份制分红等等，许多被经济学家们从西方贩卖过来的理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影子。
在近代100余年的时间里，“日昇昌”票号成为“汇通天下”的金融组织，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在经营中积累的经验，有些至今仍然不落伍或者有借鉴价值。步入“日昇昌”旧址可见“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这是票号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见证。“日昇昌”票号的大掌柜雷履泰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了许多的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用在今天的现代银行管理方面，也不落伍。随便到一家银行的营业大厅，墙上挂的“服务公约”和员工素质教育方面的准则，都可以找到上述内容的影子。
在当前企业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中，提的最多的就是“两权分离”。所谓“两权分离”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昇昌”票号在这一方面，堪称是开了先河。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掌柜由东家聘请，在号内享有至高的权力：经营决策、分号设立、职工录用、人员调配等；而享有所有权的财东不得干涉号内的一切事务，不得用票号的名义在外活动和为其办事。只拥有在年底结帐、任免掌柜的权力。财东知道，要想发挥掌柜的最大能力，只有给予他最大的自主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在经营中因不可避免的原因使票号造成的损失，发生的法律责任和债务纠纷，由财东负责。责、权、力分配的很明确。100多年前“日昇昌”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与现代的“两权分离”制极其相似。
当前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强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达到清晰产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受着产权制度制约（股权设置结构不合理），政府指令性管理的色彩十分浓厚，经营目标的实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以牺牲社员利益为代价的，难以激发社员的参与意识以及参加监督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日昇昌”票号100多年前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反思呢？
在经理及工作人员选拔制度方面，票号有着严格的用人制度。从经理的聘任到员工的选择，严格挑选，惟才是举。“日昇昌”人员的请进和迁升，是十分慎重、严格的，入号人员一般都要经人举荐、担保并经多方面的考试，层层把关；迁升要从最底层开始一步步经过锻炼和考验。一但人才脱颖而出就不拘一格大加起用。对于出众的人才，“日昇昌”也会破格起用。如雷履泰经理在临终前，竭力荐举二掌柜程大培的儿子程清泮执掌号事，结果程清泮不负重望，审时度势，力挽狂澜，顺利将“日昇昌”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日昇昌”票号对每个入号的伙计都要进行数年的观察和培训，这种观察和培训方法被后代商人概括起来就是：“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意思是说总号把伙计分派到远近、繁华、贫富不同的票号所在地，通过让伙计处理繁杂、危机的事情，以考察他们的做事能力和做人原则。完善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任用贤能，“日昇昌”在不断的“吐故纳新”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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