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时曾经这样说：“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产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但是，对于《呼兰河传》，我们不能要求太多，她的主题，本来就与那样的剥削无关，从这里来说，茅盾真不是萧红的知己。或者说是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一种对革命对理想对人民的虔诚，使得茅盾在看《呼兰河传》时带着一种时代的偏见，在今天看来，这种偏见是毫无道理的，萧红要表达的不是剥削与压迫，而只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种小城人特有的精神状态，也许这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小城的文化内涵，但是它的确揭示了特有的精神中国小城的一种普遍意义。萧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作家，要不她不会选择香港而拒绝延安，萧红的写作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丰厚的文化内涵。《呼兰河传》正是这样，她用自传的性质，通过儿童的叙述与成年人的眼光，成人思想和孩子语气，成人观点和孩子视角的交织，形成了《呼兰河传》独特的风格：明净但不肤浅，深入而不复杂，始则轻松，继而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在呼兰河小城里，最多的是这样的人们：静静地活着。没有思想，不表达感情，更没有愤怒与抗争。日子过得是那么的平淡，几乎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有时却又仿似过了几千年，三年二载的人物提起像说岳飞与秦桧这样久远，时间仿佛在这小城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生老病死、疯痴癫傻，他们都是静静地活着。有时候，过日子就是这样，再苦你也得过下去，活着不只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生命负责，小城的人根本不用思考为什么活着，他们活着只是为了吃饭穿衣服而已，但他们平静地活着，悲哀的同时也很幸福。有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贫乏的生活更是让人消沉，然而小城的人总是能找到让自己继续静静活着的理由，抬头看看美丽的火烧云就是一种慰藉了。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小城的生活是一种独特的状态，因为没有大城市的竞争，也没有农村为农活奔波的劳碌，它显得悠闲而又庸懒，走进小城，即使是喧闹也让人觉得静谧，因为它的闹总是不持久，就像微风轻轻刮过水面，水痕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后又能上片寂静。《呼兰河传》很传神地描绘了小城的这种状态，萧红是一位很独特的作家，她的一生是不停地被遗弃坎坷的一生，她经历了寂寞的童年，她在呼兰是寂寞的，在香港也是寂寞的，带着这种寂寞走过一生的萧红她笔下的呼兰河小城就显得过分寂寞了一点，在可以被称为小城文学的作家中，萧红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她的作品不像沈从文那样透着纯纯的乡土气息，她的小城在平静中还有一种骚动，像《呼兰河传》中的小孩子通过不断的叙述意图强起别人的注意从而得到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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