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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希望汪兄沉静下来，孜孜为文。
| | 初秋的一个夜晚，我隐约听到一缕洞箫声，在远处的山水间梦幻般地回旋，如泣如述，荡人心旌。在这个夜晚，秋风凄迷，明月冷瘦，星辰寥落。此情此景，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穿越时空，去仰望历史深处那个伟岸的背影。
——题记
一
中国的文化史，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音乐浸润着的。这种浸润，从宫廷到荒野，无所不及，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化史，都能强烈地感受它的旋律与节奏。为了这种旋律和节奏，自古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那里助阵，不是诗词，就是歌赋。因此，随便从哪个朝代读起，都能够读到诗文与音乐的交相辉映。读这样的诗文，当然是愉快而过瘾，因为有音乐在下面垫底，有旋律在后面帮衬。但是，在愉快之后，心头就不免隐隐地作痛，不禁使人联想到众多文人和音乐人凄切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就如寒夜的洞箫声，空远而凄迷，荒凉而孤寂。这时候，就想到一支幽婉的歌，那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传世之作——《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中国有许多民族乐器，真正让我情有独钟的，还是洞箫了。在这样的秋夜，如果用洞箫来演绎弘一大师的《送别》，该是最好不过了。那怅然若失的旋律，那空蒙缈远的节奏，那说不尽更道不完的离愁与别绪，从洞箫里缓缓流淌出来，柳烟一样弥漫在瘦月下的江边，浸入心扉，系着灵魂，叫人欲哭无声，欲叹又还罢休，于是就只好颔首沉默，久久不愿离去……因此，多少年了，一直把洞箫的声音视为大彻大悟后的灵魂在低语。
洞箫，在中国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有了这么一个漫长得让人晕眩的历史，就感到，洞箫的声音，应该这么低回，应该这么清远，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真正地穿透历史，俘获人心。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衬黄河的九曲十八弯。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伴无数飘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欲叹还休的灵魂。
无论怎样聆听，洞箫的声音都是悲凉的，凄婉的，甚至有一种怆然出世，却又在佛俗两界的边沿凄然盘亘的感觉。
因此，就觉得这样的声音，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在泣诉。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文人流落异乡，他们头顶着寥落的星辰，独守着一弯瘦月，而围裹着他们生命的，大都是命运之秋的潇潇落木。这样的文人，我们随便扳着指头一数，就多得叫人吃惊。他们或许是穷途潦倒，或许是隐迹市井，或许是独行于天涯。在这样的时候，洞箫，就成了他们生命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节愁肠。
可以想见，他们中有很多人报国无门，仕途无路，一腔的忧患与热血，只能化作满纸的狂草，一腔的牢骚。在命运多难的时候，洞箫，又成了他们仰天长啸的喉咙。
但是，就是这样的状况下，众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泪洒江河、声恸山川，依然在蓄势待发、整装候命，渴望为脚下的土地付出自己毕生的才情。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卑躬屈膝，不愿乞求，不愿在乱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他们宁可把一腔才情废于荒野、烂于沼泽、埋于泥土，也不会为了点滴的荣辱而出卖自己高傲的灵魂。在这样的孤傲中，洞箫，那竹节凸现的一管瘦竹，就成了他们人格与精神的象征。
因此，在流放之地，在贬居之处，在隐迹之所，夜阑更深时，他们独自在月下饮酒，石上吹洞箫，面对着烟波浩淼的故国山河，把灵魂吹成飘然于山川大地之间的绵绵音韵，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吹成一支啼血的洞箫。
洞箫声，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远而孤寂的心音。
这心音，异常飘渺，但它拨动灵魂的力量，不亚于绝世的雪崩，千年的海啸。
二
很多年了，一听到洞箫声，立即就会被它清远而低回的旋律所捕获，所牵引。尤其是在月色朦胧的江边，舒缓而沉郁的洞箫声弥漫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远远地静心聆听，那洞箫声，像是在招魂，又像是在远别，更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若有若无的禅道间排泄幽怨，倾述郁闷。在如此的境界里，就不得不使人淡淡地伤感，幽幽地怀古。
历数历代文人墨客，最值得我落笔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
屈原当然值得抒写，但屈原的人格着实让我怀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忠君，就是如何成为皇权下的奴才。在无望成为奴才时，他居然还痛不欲生，投江自尽，以死来加重成为奴才的声音。辛弃疾也值得抒写，可是他的一生又与屈原极其相似，一心想着的就是归入到体制中去，在对皇权的依附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报复。而遭到体制一再地抛弃后，他就变得异常地悲愤，感到巨大的失落，于是，他便在无可奈何中把灵魂隐匿于幽寂。凭心而论，辛弃疾对自己灵魂的隐匿，是十分不心甘的，是非常不情愿的。因为，后来朝廷抛给他一点点牙惠，他立即手舞足蹈，无比狂喜，一路快马向朝廷赶去。屈原和辛弃疾，就人格上来看，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真正逼向自我，更没有完成人的终极意义和使命。与他们二人相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十年寒窗，求的不是探求学问，而是如何挤进体制中去，并在那里获得一官半职、几块银子，然后成为驯服于朝廷的奴才和走狗。陶渊明算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依然是遭到体制排挤后的悲愤，绝不是他的本性。从大量事实来看，中国有很多文人一旦离开了体制或是被体制所抛弃，立即变得失魂落魄，犹如丧家之犬，在痛苦中醉生梦死，最后在无人知道的角落里郁郁而终。在中国，一为文人，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只是定位在对朝廷和体制的依附上，这就注定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待时机一成熟，这颗种子马上发芽，并迅速铺展成文人们悲剧人生的苍苍荒野。
与这样一些文人相比，李叔同的人生就十分纯粹。在他63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依附朝廷，从来就没有要进入到体制中去的打算，他一生都浸泡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禅经佛学里面。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这就是李叔同一生的缩写，没有半个字涉及他人格的缺陷和进不进入到体制里去的行为。
因此，我以为，李叔同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尽管他已被世人忽略了很久。
三
一八八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会试中进士，曾做官吏部。后来，他父亲退出了皇权体制，在天津经营盐业，成为一个很有文化修养与文人气节的商人。李叔同才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为三郎。
李叔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已经十八岁。在这一年，由他母亲包办，他结了婚。婚后，他与母亲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许幻园等。而这时的袁希濂和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众人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结识了这些人，随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并在那里得到深造。在这期间，许幻园十分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地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叫他居住，而且，许幻园还亲自为这间屋子题了“李庐”二字赠给他。在城南草堂这间“李庐”里，李叔同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写作出《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已经失传，只为我们留下几篇薄薄的序文，孤寂地躺在那里。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从这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的才华与性格，在他的眼里，杜甫只是一个小朋友，而不是诗圣。年纪轻轻的李叔同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这当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挤进体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诗中这样感叹道：“谁道****，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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