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红袖添香文学网站的散文里，江湖一刀的散文《打工的母亲》，长达一万余字。不可谓不洋洋洒洒。这篇文章的点击率，有五千多次，这个数字，也绝不微小。文章后面的跟帖，有一百多条，其间有许多条帖子，逼近于长篇大论的程度。在众多的帖子里，几乎是一片“同感、同命、同苦、同悲、同愁、同情、同痛……”的声音。
读完帖子后，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头很沉重，在沉默中连续吸了两支烟，然后，一口气读完《打工的母亲》。读后的第一感觉是——土地，你是中国农民心中永远的痛！！
之后，我又感到十分不解——江湖一刀，你为什么不反思？！
几千年来，我们听到的声音，全都是对土地的爱，对土地的情，居然没有谁从土地上爬起来大声说：“土地，我恨你！”
在江湖一刀《打工的母亲》里，我依然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在他文章的末尾，他是这样抒情的：“那贫瘠而沧桑的土地，那粘乎乎、灰扑扑的土地，是我祖先的土地，是我父亲、母亲的土地，更是我的土地，我祖国的土地啊——在英语里，‘祖国’一词，就是由‘母亲’(Mother)和‘土地’(Land)拼合而成的。‘Motherland’，‘母亲的土地’，‘祖国’，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拼写啊！”
是的，在中国，土地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私有化的，不像美国，土地可以私有化，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正因为这样，江湖一刀那已经年老的母亲，才步履蹒跚地外出打工，才在那烈日的暴晒下，才在水泥的涂抹和尘土的裹卷中，挣取那一张张流淌着血浆的钱。有权威资料说，中国农民现在有近三千万人正在失去土地，成为“下岗”的农民。其实，中国农民何曾有过土地？中国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在旧社会，是地主的；在新中国，是国家的。就算是承包了几亩，那也只是承包，而不是拥有。中国农民，才是最最无产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所拥有的都只是赤手空拳。唯一的财产，就是茅屋、破破烂烂的衣服和棉被，而被这些破烂所包裹着的，是他们面如黄土的低微生命。在这样的状态下，江湖一刀在文章末尾发自肺腑的抒情，就成了一幅跪着而感恩的图景。
就《打工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技巧性而言，除了直露外，没有可挑剔的地方，甚至可以作为抒情散文的范本。在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农民们外出打工，在乡下就只剩一些老弱病残在耕种土地。在这里，作者没有回答我们农民们为什么要逃离土地，作者的结论是他们太穷。那么，他们为什么穷？作者没有反思，没有追根溯源，没有找出农民们逃离土地真正的历史原因。
1980年以后，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程度大大减弱，农村生产力因此跨越了一大步，用“第二次革命”形容这个变化，的确是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因为：农民的土地不能资本化，就是说农民不能把自己的土地权利转化为从事其他职业的资本。再就是，一些干部拥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这不仅扩张了他们的权利，而且埋下了公共权力腐败的祸根。这样一来，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极其不稳定，从而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极其低下。另外，大量土地在转移用途或改变所有权时，农民们得到的补偿又少之又少。在这样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农民对土地和国家的依附，就慢慢演变成一种剥离。再加上国家对于农村的投入又非常少，农民们既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又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长此以往，就派生出中国农民极端的麻木和极端的自私。而在这时候，外部世界对于农民的吸引，又在日益加剧，因此，农民们对于土地的叛逃，就成了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种问题，江湖一刀的农村才成为老弱病残的人们在苦苦支撑。就是这样的支撑，却还被某些权力者盯着他们的口袋，一门心思想着的是怎样从他们的口袋里摸出钱来。就是这样的状态，江湖一刀年迈的母亲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她耕种了一辈子但从来不去恨的土地，在外面打工。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撰文，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认为人口不断增加长的中国将会给世界带来饥饿。美国人都在关注中国的问题了。但是，布朗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中国社会问题，那就是靠大量老弱病残支撑着的中国农村，将加快世界的饥饿。如果农民们再从土地上得不到实惠，说不定那些老弱病残者最终也会抛弃土地，成为大量民工中气喘吁吁的一群。事实上，这种端倪已经显现，因为江湖一刀的老母亲，已经开始外出打工。由于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被逼成的麻木与自私，他们对土地已经失去最起码的爱和恨，他们宁肯撂荒而走，也再不愿意为脚下的土地倾注任何感情。在浙江的青田县，有一个叫做西溪村的村子，这个村原来有500多人，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人成为出国劳工，有300多人外出打工或移居县城。西溪村，现在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在江湖一刀的老家，我不知道撂荒而走的农民究竟有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江湖一刀的父辈已经不再留恋土地。让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江湖一刀在《打工的母亲》中，已经把视线跳了出来，开始关注农民们大面积撂荒而走的社会现象。但是，他的文思仅仅落脚在忧虑和惋惜上，没有去作深刻的反思，没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剖中国农村的现象。江湖一刀出生于农民，现在成了作家，按理说，他对土地的解剖，对发生在农民们身上的悲剧成因，就应该有一个文化意义和思想层面上的透析，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在作长篇的反复抒情与发泄。他用这样的抒情去迎合那些“情种”们的需要，博取“情种”们廉价的掌声。“情种”们同情了，叹息了，也痛哭了，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江湖一刀用反复抒情所换来的同情与眼泪，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去改变中国农民的现实生存？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同情与眼泪，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方向，是彻头彻尾的解脱，是从精神的荒凉中站起来，对土地怒吼一声：“土地，我恨你！”在这样的时候，我想起著名导演陈凯歌的一段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如果江湖一刀的母亲没有出去打工，他的笔下还有没有虽然粗浅但很抒情的《打工的母亲》？他的心中还有没有对于民工的苦难虽然很表皮但很惋惜的感叹？几千年来，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得失，不太关心自己以外的生命存在。这是一个自私的民族。中国的鲁迅最认识自己的民族，并在彷徨中呐喊，试图唤醒那“铁屋子”里的人，几十年后，鲁迅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同路人。这是鲁迅的悲哀吗？当然不是，那是谁的悲哀呢？鲁迅因此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欢喜。”在众多作家中，我还十分欣赏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一些无知而麻木的农民，我们可以不要求他们这样去做，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思想着的人，都没有这样去做，甚至连想都不去想一下，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美国人——布朗，却在生命攸关地关注着中国，并且写出了极具穿透力和反思精神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但是我们，却在大写自悲与自怜的文章，并且是那样地浩浩万言。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贬低江湖一刀和他的《打工的母亲》的意思，我是为他的文章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度而深深惋惜。在这篇文章中，江湖一刀缺乏的是“罪感文化”意识，而拥有太多“愚爱文化”的情结，因此，他在《打工的母亲》一文中，就消亡了反思的精神，成了一篇粗浅而廉价的抒情散文。所以，江湖一刀的母亲的真正苦难，在他家承包地的深处，已经潜藏了许多许多年，而不仅是地面上流淌的汗水和枯萎的庄稼。这一点，他们却浑然不知。
2004年9月13日于弄月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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