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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于我来说是个遥远的年代，从许多老人口中听到，那是个可怕的年代，许多的事实令人无法想象。
| | 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把树皮剥回来后，在锅里烘干，然后磨成面，烙饼吃。树皮烙的饼，实在不是东西，刚进嘴，一股巨大的枯涩味和草腥味就直浸喉舌。由于不胜这巨大的枯涩和草腥，一家人就开始呕吐。但是，肠胃里已经空洞无物，这样的呕吐就成了干呕，以至于把胆汁都呕吐出来了。为了活下去，呕吐过后，又吃，吃了，又呕吐。于是，人们就在这种吃吃吐吐间，苟延着性命。
村子里的树木，无论大小，全被剥得精光，三伏天的烈日一晒，就统统死去。那些枇杷树、樱桃树、李子树和桃子树，本来是可以结果的，由于树皮被剥光了，不仅不能结果，而且全成了一棵棵死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像在招魂。
树皮被吃光后，人们就开始吃观音土，但观音土这种东西，就更不是东西了，不仅十分难吃，而且毫无营养，一进嘴，那满口的泥土就四处化解，糊得牙齿和舌头，全是泥浆。吃观音土，除了获得一点咀嚼的快感和欺骗一下肚子外，没有一点点益处。吃两天下来，所有人的肠胃，就都成了一条污泥管道。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的时候，人们开始卖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甚至有不少人拆房子上的木头来卖。但是，大家的肚子都万分饥饿，谁还顾得上来卖这些东西？这时候，街上的大米，已经卖到三块多钱一斤。三块多钱，对于此时的村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整个雷塘村，能够拿得出三块钱去买大米的，没有一家。
买不起大米，就想到了偷。一天夜里，塘湾里的张家三兄弟，摸到公社的粮仓，准备偷粮食。在爬围墙时，由于太高，不得不踩人梯才能上去，但是，刚踩到肩膀上去，下面的人就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活过来。但是，就是死了人也要偷，于是就再次踩人梯，再次往上爬。这次倒是爬上去了，却被守粮仓的民兵发现。民兵不分青红皂白，举起枪就射击，爬上墙的人，立即被击毙。还剩下一个是活的，一见已经死了两个，拔腿就跑。但是，他哪里跑得起来？只有逃跑的姿势，毫无逃跑的速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就被捉住。
逮住了一个敢于盗窃粮仓的小偷，为了警示全体农民，公社决定拿他游街。于是，这个已经饥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偷，被五花大绑着，游走于各村。示众完后，民兵们又把他吊起来毒打。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训教训他，但他实在不经打，才打几下，他就一命呜呼了。为了偷粮食吃，塘湾里的张家，三个儿子，就这样全部死了，成了九泉之下的三个饿鬼。
到了1961年的下半年，该吃的已经全部吃光，该卖的已经全部卖光，这时候，就只有等死了。但是，谁也不想立即死去，谁都想活下去，就算是多活上几天也是好事。这是本能，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感到生的可贵。要活下去，就得吃东西，可是，那吃的东西又在哪里？在万般无奈的状态下，有人就想到了吃人。
最先开始吃人的，是江家弯里的一户江姓人家。这天，他家的小儿子饿死了。把他埋葬了吧，但一家人已经没有一点去埋葬的力气。望着死去的儿子，他爹突发奇想，既然死了，就没用了，何不把他的肉剔下来吃？对于这个提议，一家几口，居然没一人反对，甚至连他的娘也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就这样，这个死去的小儿子，就被煮来吃了。但是，在吃小儿子的肉时，他的娘，突然疯了，嚎啕着向他爹冲了过去，操起菜刀就要砍。他爹见状，夺了她的菜刀，恨恨地抽了她几个耳光。这一打，他娘不仅没醒，反而更加地疯狂，抱着丈夫就啃。由于他爹防备不及，一只耳朵立即被啃了下来，随之被她嚼来吃了。他爹的耳朵被啃掉后，痛得恼羞成怒，抓住她就开打。一时间，两口子打得像仇敌。女人当然打不过男人，在绝望中，她一头撞向墙壁，怆然死去。他娘死了，他爹就要把她煮来吃。这时候，几个孩子似乎恢复了人性，对老爹的作法异常愤怒，一气之下，几拳就把爹打死了。打死爹后，几个孩子这才感到后怕，经过商量，带着简单的行李，于夜深人静中逃走了。他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江家吃人的事，在村里传开，有许多人在谴责，但人们的谴责十分无力，其间还隐潜着许多理解。而一些人居然效法着江家，把死去的人，煮来吃了。
在1961年，雷塘村及雷塘村附近的村子，总共吃了十五个人。但是，吃了这些人后，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这一年，村子里的一百多号人，被活活饿死四分之一
四
按理说，地处天府之国南边丘陵深处的雷塘村，在1961年的饥荒中，是不应该饿死人的。因为，这里不仅风调雨顺，而且基本上是四季如春。不像北方，冬天一到就冰封大地，寸草不生。奇怪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土地肥沃，草长莺飞的地方，却饿死了那么多人。
仔细琢磨后，就发现，造成这一惨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共食堂不仅浪费惊人（本来可以吃半年的粮食，却二十几天就把它吃完），而且是一个供养着懒汉的乐园。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公共产权的划分又严重违背着人性，如此一来，作为个人，谁也不愿意来承担公共产权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而这两方面，又恰恰迎合了人性的弱点，致使富饶的村庄变得贫困，守着一个天然粮仓而挨饿。因此，这就注定了饥饿，注定了要饿死许多人，甚至注定了要发生人吃人的悲剧。
原来以为只有我的村庄才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一种情形。于是，就更加坚定了我对“大锅饭下的公有制”的怀疑与不满。
中国人历来以吃苦耐劳著称，而在1961年，中国人勤劳的美德，却一下子荡然无存，全都变得那么懒惰，那么无耻，那么莫名其妙。其间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迎合了人性的弱点，一个美好的梦沦陷在“盲目的共产主义”里了。
在这样的时候，国家似乎看到了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就下令将公共食堂全部关闭掉。事实上，在国家下达关闭公共食堂的指示时，我村庄里的食堂，已经关闭多时。这当然不是我村庄里的人有先见之明，而是被吃空所至。
公共食堂被关闭后，人们又回到各家自行开伙的状态中，同时，对每一个农民的劳动状况实行打分制。
这时候，虽然土地仍然没有下放给农民，但由于有工分制来衡量农民们的劳动，来制约人性中的惰性，这就使得我的村庄开始逐步摆脱饥饿，开始步入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态。虽然这种改变还非常不彻底，但是，毕竟不再有饿死人或人吃人的悲剧发生。
从这一点来看，1961年的那场大饥荒，其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体制的错误决策上，饿死的那三千多万人，在愚昧与无知中，成了这个错误决策的悲惨祭品。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 |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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