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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者寄情山水，达者构筑园林。那种包裹精神家园的想法一直是古代文人引以为傲的。西方的庄园则更多的寄托了自由理想。
| | 一
在东方，如果要论及园林之美，恐怕最是值得炫耀的，就是中国了。日本和韩国，当然也有园林，但比起中国的园林来，就少了许多诗情画意、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园林，与中国相比，当然就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它们也缺乏一种禅意，缺乏一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特有的人文气息。因此，以中国的园林艺术来代表东方园林的最高成就，那实在是当之无愧。
东方园林之最，在苏州。
在中国的其它地方，当然也有园林，比如当年王维的辋川别业、司马光的独乐园，在北方还有诸如翠锦园、勺园、半亩园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园林，大都是四合院的形式，构建得四平八稳，了无情趣与生机，除了显示豪阔、衬托威严和炫耀地位外，看不出有什么诗情画意之美和禅道之意。而苏州的园林，就完全走出了对称与刻板的布局，将文化、艺术、情怀、梦想与寄托，统统有机地融会了进去，给人一种儒、禅、道兼蓄并存的精深意境。而这样的意境，又恰恰是中国文化人和士大夫们用了整整一生才体悟出的做人的精髓。因此，苏州园林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东方园林的一张王牌，或者是一面旗帜。
中国有四大名园，苏州居然就占去一半，它们分别是“拙政园”和“留园”。其余两个，被北京瓜分。此外，苏州还有九座园林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收了进去，它们分别是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等。就此不难看出，苏州园林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园林了，在偌大的地球上享有赫赫盛名。苏州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名扬天下的园林，不仅奠定了它是文人们和士大夫们人生后花园的地位，而且使苏州更具迷人的光彩与风韵。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也就是说，苏州园林的历史，几乎与这个城市的整个历史等长。据史料记载，到了明清时期,苏州的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十六至十八世纪，由于国运较为昌盛,民间大兴园林建设之风，此间不大的苏州，已有园林200余处。这是苏州园林最为鼎盛的时期。后来由于战乱，国运势微，沧海桑田，苏州的园林也大受其灾难。到了现代，保存尚好的就仅有数十处了。
虽然苏州园林大部分已随历史一道消亡，但是，它毕竟轰轰烈烈地辉煌过中国的园林史，毕竟以它特有风采和神韵迷醉过众生。现在，虽然所剩不多了，可是它依然牢固地把持着中国园林的宝座，而傲视着东方与整个世界。
二
苏州有那么多园林，但无一例外地全是私家园林。无论是被列为中国四大名园的“拙政园”，还是“留园”，也无论是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收入进去的九个园林，全都是私人的。一个私人的园林，能够叫响中国，甚至享誉世界，我们除了惊叹它的巧夺天工和奇思妙想外，更惊叹园子主人那不凡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情趣。要把一座私家园子构建得精美绝伦、盖世无双，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主人的财力必须是丰厚的，二是主人的审美追求必须是宏阔的。
苏州，地处江南，其土地的肥沃和物产的丰饶，不必多说了，光是苏州的才子学人，就出了不少。据说在清初的某一天，长州学者汪琬（字钝翁）宴客于自己的府上。宴席间大家炫耀着各自家乡的特产。粤人说家乡有象牙和犀角；陕人说故乡有狐裘毛皮；鲁人说老家有绢丝海鲜；鄂人说故土有优质的木材。众人“侈举备陈，以为欢笑”。此间惟有汪琬沉默寡言，不吐一字。于是，众人就拿他揶揄，说：“苏州自号天下名郡，钝翁先生是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沉吟片刻，说：“苏州土产甚少，仅两样而已。”众人忙问是什么，汪琬笑道：“一是梨园弟子。”众人点头称是，随即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琬笑而不答，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下，他这才慢吞吞地吐出两个字：“状元。”
的确，苏州出的状元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唐至清的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五百九十六名，武状元一百一十五名，在这中间，苏州一地就占文状元四十五名，武状元五名。尤其在清朝自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前后是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一百一十四名，而苏州就出了二十六名。在苏州，还出现过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爷孙状元、叔侄状元等，更有甚者，在一个家庭里，居然还出了五名状元的盛况，被世人誉为“中国状元第一家”。照此看来，汪琬所言苏州盛产状元，就绝不是狂言，而是实情。
出了如此多的状元，齐身士大夫的，也就不在少数。如此一来，这些在《四书》《五经》里泡大的学人，就有充足的文化素养和银两来构建自己的私家园林，而且把它构建得十分象样。因此，苏州的园林能够鹤立鸡群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细细想来，私家园林能够密集于苏州，能够成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气象，这绝不仅仅是文化人和士大夫们在闲情逸趣间所寻求的安居乐业，更多的是一种归隐心态的驱使。他们也许是不满官场的种种弊端，也许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后依然不能得志，也许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或者是得罪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人物，于是就不得不淡出官场，远离争斗，隐匿下来。而退隐了的他们，又不愿浪迹天涯，不愿幽居深山，在“大隐隐于市”的思想的一再促使下，他们的目光在扫视了中国很多地方后，最后锁定了江南，锁定了鱼米之乡的苏州。因此，在我看来，苏州的私家园林，它的本质，是中国隐匿文化的完美体现，是隐藏文化人和士大夫们人生态度、治国安邦和学识修养的大本营。构建这样的大本营，自然要构建得像模像样，一是要与自己的学识与修养相对应，二是要与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相对称，三是要构筑出一个能够栖息生命与陶冶性情的家天下。有了这三个方面的追求并付诸实践，他们的私家园林，自然就独树一帜、空前绝后。
苏州的私家园林，就形式而言，充满着道家的出世思想。因为所有的园林都寄情于山水，陶醉于自然，怡情于艺术。而这些，完全就是道家超然于世外的人生态度，与庄子的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
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苏州所有的园林，又洋溢着十分强烈的入世理念。就一些园林的名字来看，就有一种不太安心于隐匿的意思。比如：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退思园等等。晋代文人潘岳在《闲居赋》中如是说：“此亦拙者之为政。”而“沧浪亭”之名是出自《楚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园主取这样的意境，其实是表示对党争清浊分明的深深感叹。这些私家园林的主人，他们在退隐了，还把自家园林的名字，题得如此充满深意，足见他们的退隐是多么地不甘心。再就是园子里一些装饰材料的运用，也体现了一种不甘退隐的心态。比如太湖石。史书上说：“乃太湖石骨，浪击波涤，年久孔穴自生”。用这样的石头装点园子里的景观，拙政园当初的主人王献臣说：“太湖石置于园林中，犹如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远近风物，咫尺千里，隐隐然有移天缩地之意。”王献臣的这番言语，正应验了士大夫们“从石上获得勇气”一说。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王献臣建了拙政园，并隐匿其中，但他对园子外的江山大地，依然充满着一腔抱负与热忱。
另外，我们从一些园主的身世也可以看出他们不甘于隐匿的心态。比如拙政园的园主王献臣。此人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御史，由于官场不得志才退隐还乡，隐匿于苏州并建了拙政园的。这时的王献臣，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候退隐，这无论如何都是心怀牢骚的，至少也是不情愿的。又比如曲园的园主俞樾。此人出身于浙江德清一个书香门第，九岁能文，十六岁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三十岁中进士，以“花落春仍在”一句富有新意的诗，得到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并受到咸丰皇帝的亲自召见。才高必然招嫉，三十岁时，俞樾简放河南学政，为官二年，就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而被罢官，早年的挫折令俞樾厌烦官场，从此寓居苏州。因此，俞樾的隐居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再比如“沧浪亭”的主人苏舜钦。他是北宋时的诗人。在庆历四年（1044年），苏舜钦被贬，流寓吴中，以四万钱购得孙氏园址，经扩建后名为“沧浪亭”，自号沧浪翁。苏舜钦被贬的时候，年纪也不大，正是心高气盛和大展宏图的时候，因此他的隐居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还比如退思园的主人任兰生。他是清光绪时的内阁学士。在光绪十年（1884年），任兰生盘踞利津，因被人怀疑营私肥已而被清廷革职。任兰生落职回乡后，花十万两银子建造宅园，取名“退思”。任兰生的弟弟任艾生写过一首诗来刻画他的内心：“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由此可见任兰生不是回苏州隐居，而是在这里“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在苏州众多私家园林的主人里，从官场上下来的，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是被贬下来的，有的是自己辞去官职的，有的是中途改行的，总之，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这些人退隐下来后，纷纷看好苏州这座江南城市，于是大兴土木，为自己营建起人生的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他们一方面吟诗作画、钻研学问，一方面又等待着东山再起，渴望在仕途上再展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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