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直不敢称自己写的东西叫文学，因为就像文学面对文化、文化面对文明那样，文字在文学面前总显得那么卑微。偶尔必须的时候，也只能说“我的那些文字”，过分一点地说是作品。脑海里面的文学是属于阳春白雪的境界，对于有一定写作能力和爱好的人来说，估计和我一样：一提文学，便肃然起敬。
很遗憾，我甚至没有读过中国的任何一篇名著，更没有读莎翁、托尔斯泰、海明威……这样一个还喜欢拿笔的人，行走在文学的天地，不要说去攀登那些大山，即便有勇气踏上那条山路，最终的结局无外乎是累死在路边，而且样子很难看。
60年代末期的人，家里又无这方面的传承和引路人，偏偏在偶然的时间里读到了一些唐诗宋词，当时盛行毛泽东诗词，让我对这种表现人文情感的方式深深眷恋、向往。于是，我从那天起，一闻到书香就直不起腰来，自卑得很。却在无数个夜里，或对窗凝想或伏案信手，梦想着有一天能用自己的语言抒写一段叫做文章的文字。
那时能看到书很少，一天，看到一篇台湾作家陈启佑的短文，不到500字：一对恋人，雨天，寄信，车祸、忏悔……文中把女友樱子遭遇车祸的刹那比作蝴蝶起舞，感受是“其实雨下的并不大，却是一生中最大的雨了”。赏析里这样评价：心悲之至，莫过于此！于是这篇“永远的蝴蝶”成了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是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了。
后来，通过课文我又认识了一部分跟文学有关的人：鲁迅、闻一多、巴金和契可夫、马克吐温等，老师介绍这些文学作品时，总是“中心思想啊、写作特点啊……天哪！我哪有什么思想啊？哪有什么特点啊？——文学，令我望而却步！文学，你就那么玄吗？我一度冲动，跨进了文学的殿堂，各种涉及文学的理论、非理论直叫我眼花缭乱，头好大，跌跌撞撞地逃了出来。但我没有走远，我蹲在门口，想看看那些进去的人是怎样的行头，出来的人又是怎样的流光溢彩？
我看见了：士大夫屈原径直地走到汨罗江边；左派学者闻一多一声不吭地倒在了枪口下；文学巨匠老舍懑懑地沉入太平湖中；诤言大师柏杨无奈地龟缩在牢房里，还有卧轨的海子、错乱的食指、以及流亡他乡异邦的先锋诗人北岛，在回答了关于世界的无数个问题后就不再与我们见面了。
文学，你有如此魔力？
很长很长的时间，中国的文学（文化）是一种“文载道，诗言志”的氛围，文章变得深刻，文学变得高贵。我的双脚怎么也迈不进那道门槛了。从焚书坑儒到新文化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文革前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都是在提倡着这个主旨。似乎一篇文章中没有一个信仰、主义、思想；不流露一点国家、民族气节便不足以正统。即便如今，文学仍然走不下“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圣坛。
文学，真的有必要这么重吗？如果是，我背不动！
九十年代，文化界，确切地说是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散文高潮——余秋雨。
余秋雨的散文风靡了中国。在我看来，他的散文，情绪是贯穿首终的。不过，他的心情仿佛深得多，虽然仍没能够走出那个“圈”，常常使人产生跟国家民族命运相关的历史厚重感，但有着一种“苦涩后的回味和焦灼后的会心”。
我的阅读有做笔记的习惯，总喜欢将那些我欣赏的句子记录下来。读余秋雨的文章（主要指《文化苦旅》）我就记不下了。不是说句句精彩，而是单独地抄载某一句的话不足以体现它放在整段中的精彩程度。最喜欢的是他总在最恰当的时候，冷不丁地提出一个拔高或令人清醒的话题，比如：《道士塔》中，当我们正对王道士那双粘满铜臭的双手出卖敦煌文物而怒火中烧时，突然“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负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难道不是吗？再如另一篇《苏东坡突围》，正当我们以看客的心态遥望包括科学家沈括在内的一群小人围攻苏轼的时候，我好象已经沉醉在一场小人与君子较量的紧锣密鼓之中了，突然“小人牵着大人，大人牵着历史”、“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心，不寒而栗。
余秋雨，以作者的心情牵绕着我的心情。他的散文就是这样，在自然的心情写作，由于其自身的文人特质，作品中流露了对山山水水的人文关怀。我于是认定：这，就是心情文学。
再说鲁迅，无阶级背景，依照当时的境况是无须去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友邦”叫板的，惊什么诧啊？亦然，心情所至。此种心情更是其性情所至，属个人情怀。解放后，有人曾经问毛泽东主席：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主席直言不讳：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在坐牢。言下之意，看他表现了。鲁迅的呐喊居高声远，以至于后人将其个体形象放大，有端无端地放到了中华民族的大背景之中去了。这里顺便提及一下，当代有个“流氓”，尽管在贬谪鲁迅时羞羞答答，还是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此人动机不去说了，但他倒是给了我一点提示：作为“五四”时期文化先锋的鲁迅，是不是可以统领中国近代文化的各路军马？他自己是否愿意去领扛这面文化大旗呢？突破阶级的层面，我们还能够找寻得到“鲁迅精神”的实质吗？或者鲁迅精神本身就带有抹不掉的阶级烙印？（鲁迅精神是不是有些阶级色彩的滥用呢？）
读后鲁迅，我更加愿意理解他的杂文或散文或小说皆为心情文学。因为他写这些文章的署名都是“鲁迅”而非“中国人、中国龙、中国魂”什么的。
还记得看过一篇文章，题目记不清了，描写一个人在阳台上看见另一个阳台上的女子，然后他就每次去看，终于有一天，他没有再看见那个女子了。没有什么情节，多的是自己的感受。当时我就拼命地试图找出作者的思想，但是始终没有找着。觉得就像现在听朴树的歌（或音乐），整首没有高潮，却按耐不住对那片白桦林和那些花儿的向往。
我似乎有些懵懂：孩子们为什么都喜欢周杰伦和周星驰了。一首《东风破》、一部《大话西游》成了人们对经典的期待。比较成人，孩子们的心是自然的，自然也喜欢自然。于是就有资深人士评价他们（二周）是属于未来的。不是吗？我们不是已经感到了或正在努力地营造自然、追逐自然吗？
有了自然的心情，人们就可以开心地笑，号啕地哭，不也很好吗？
如果心情书写的文字能够成为文学，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让那双曾经握笔的手伸展出去，触摸一摸文学那华丽的翅膀。
心情文学最大的悲哀是很容易背上“一己情怀的小家子气”的包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02年世界杯期间，法国队、阿根廷队相继出局。我感慨万千，就想心情放纵一下，觉得这样的郁闷应该是一种或诗或词的形式出现，但又做不到“清平乐中虞美人，采桑子时忆江南”，古为今用地涂鸦一篇《英雄泪》，就被《合肥晚报》的编辑选中刊登了。去年我认识了红袖，兴致勃勃地把这篇文章投了上去，结果，某位编辑下了评语：散文不能只满足一己情怀的泄愤，应该对一个叫作品的东西负责。建议我修改——天！我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了！窝囊！我只字不改，重投——通过！我并不认为这是编辑的品质和水平的问题，与角度有关。在那以后不久，我就读到了《信封上的东方与西方》一文（王宇清著），说两封信，不是说信的内容，而是封面。一封来自美国，封面的顺序是：山姆（寄信人），依次是门牌、街道、居住城市、州，最后才是山姆的祖国——美国。另一封来自上海，次序当然就是：首先上海，然后某区、某街道、某小区、门牌，最后是寄信人。前者你会感觉到，正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在组织着那个抽象的概念——国家，而不是相反！后者你也会感到：你，就是一个被由大到小地、层层隶属着的个体。——那么，这就是问题了：个人重要不重要？该不该突出在国家之上？个人的心情值不值得在意？
心情文学，不是我的命名。这个春节，我大量地搜索各网站的心情文学专栏。那些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的心情啊：新婚之前想去看望一个最初的恋人，不为别的只想看看；悄悄地喜欢着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羞涩的说不出口；真正体味出父母的款款深情已经是人间天上；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不为财富，只想忘了过去……那些似曾相识的或歌或泣，因了与我有些不期而遇的邂逅，我开始渴望找寻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记忆的存留——我相信能找到，因为它们都是用文字记载着的。
今天，在文化的盛宴中，面对文学这道大餐，我们可以心情为筷，恣意品尝；在文学的天地里，散文的舞台上，心情终于可以自由地散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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