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庄周学说的鲍鹏山先生曾说：“在先秦诸子中，就其著作所讨论的范围和深度而言，真能称得上为哲学著作的，除了《老子》，也只有《庄子》了。比如《孟子》中除了论‘人性’的几节有哲学意味外，其他都是在谈政治甚至政策。”看来鲍先生眼中的哲学，只是一种狭窄不切实际的玄远之说，是名士高人的专利。而事实上，哲学是可以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鲍先生所谓的狭义哲学，另一种是实用哲学。至于二者孰轻孰重，我以为，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是以物质为本的话，哲学应该讲求实用。
儒学本就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它不同于道家的玄幻虚妄。我们随便翻翻《论语》、《孟子》，也确如鲍先生所说，“哲学意味”非常淡薄，然而儒学的真谛，并不在于研究性善还是性恶，也不在于讨论宇宙起源于“一”还是“二”，更不在于漫无目的的清谈，而在于广布仁义于天下，拯救黎民于水火。面对重重的黑暗，孔子能够发出“苛政猛于虎也”的感叹，孟子敢于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才是他们真正可贵的地方。
“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的《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但这个经世的意思不易索解，章太炎认为当作“纪年”讲，大致不错，而整句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记载先王政绩的史书。”再往后，宋儒陆九渊也曾提到“经世”，他说：“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难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见《与王顺伯》），显然，这个“经世”与“出世”是相对的，等于“入世”，与“经世致用”的那个“经世”不同。经世致用的真正提出，是在明末清初，查《辞海》，有“经世致用”一条，解释云：“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当时的大学者黄宗羲认为：“受业者必先空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见全祖望《神道碑文》），还有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见《亭林文集》），这才是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所在。
经世致用的说法是从明末清初提出的，但经世致用的做法却不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因为儒学本身就不是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它拥有太多的入世因素，孔子当年创立这门学问的时候，目的就是要救世安民，至于后世儒者所津津乐道的心性之谈、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他是想也不曾想过的。这就好比吃饭，你必须先填饱肚子，才有资格谈品味，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还端坐在书斋里空谈心性，这不是迂儒是什么？心性之谈，始于孟子，孟子主性善，并以心显性，认为人的良知、良能都是先天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见《尽心上》）。孟子这个人个性极强，为人行事凌厉泼辣、锋芒毕露，他的优点在于此，缺点也在此。孟子的话，乍看去一气鼓荡、无坚不摧，但细细推敲，可以发现许多破绽。事实上，敬爱父兄仍需后天的学习，人的本性中并不存在道德内涵，这一点孟子错了。不过不要紧，孟子的“性善说”是为“仁义说”服务的，而非空洞无目的的探讨，也就是说，孟子的“性善”，旨在经世，只要能够达到致用的目的，对也好，错也好，无关大局。
可以说，孔子和孟子都有一番经世致用的热情与抱负，但是，究竟世如何经、用怎样致，他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紧接着，荀子出来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他主张性恶，反对盲目取法先王，提出法后王、重礼义、轻诗书、划一制度、而后实现天下大一统的说法，并由此引申出专制主义，于是，儒学不再是一门迂阔难行的乌托邦学说了。荀子的徒弟韩非，更进一步综合老、墨、荀、申、慎、商等人学说，构建出一套最切合实用的森严的政治哲学体系，为后世君主所取法。
如果从经世的角度看，儒学传到西汉就已经开始衰落了，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认为，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就开始变质，发展到秦汉已基本变质。这种观点看似出于愤激，细思之却不无道理。为什么会变质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好比一个人，他挖空心思想要做官，为了拉选票，赢得支持，就会极力表现出一番为国为民的热情，而一旦坐上官位，什么爱民如子、鞠躬尽瘁之类的承诺就全抛诸脑后了。当然，这个比方不能用来形容孔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理想都是寄寓于天下而非自身的。但是，一个人的意志无论多么坚决，只要他做了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质，由于董仲舒的努力，汉武帝终于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官方学问，这个变化看似有利，实则是儒学的悲哀。
从西汉到隋唐，这八百余年的时间里，儒者们的工作基本上是研究经典，在封建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他们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习惯。从西汉的今文经学，到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再到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玄学，在群儒们皓首穷经、搔头苦思而脱落的白发上，喋喋不休、互相辩难而喷出的唾星中，朝代更替，星移斗转，日子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许慎、贾逵、何休、郑玄、马融、王肃、王弼、何晏、郭璞、范宁、孔衍，这些曾经名动一时的大学者，他们终究没有为天下百姓做出什么事来。
儒学发展到唐朝，开始有所转变，由于佛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慧能这位不世出的佛学大师的发扬，限于训诂名物的儒学，也渐渐变得“有所思”了。当时经学门户派别极多，为了适应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编五经定本，将经学研究限制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于是，许多不愿屈服却又无计可施的儒生，慢慢地放弃了旧学，开创了凭己意解释经典、穿凿附会的学风，这就是宋明理学的先声。
我觉得，要把一门学问真正地做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学、有思、有用。过去的经学虽说有学，但无思无用，新兴的理学发展了一个“思”字，可依然无用。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和石介，分别在《春秋》学研究、性命道德之说的探索以及宏扬道统攘斥佛老方面开风气之先，接着，周敦颐出来，重提“心性义理”的说法，作《太极图说》，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与周敦颐地位相当的学者还有张载、邵雍。张氏之说，以《周易》为本，思想高远不切近，但他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在当时却非常可贵。邵雍则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真正将理学的基石完全奠定好的，还是程氏兄弟，程颢和程颐。程颢的思想趋向于主观唯心主义，而程颐则趋向于客观唯心主义，二人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以天理为宇宙的本体，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构建了宋明理学以天理为基础的骨架。然后，经过谢良佐、杨时、吕大临、胡宏、李侗、张九成等人的发展，理学至朱熹而走向集大成。
朱熹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我们可以借分析他来揭示出整个理学的缺陷。朱熹的治学方法与前人有所不同，他较少创造，更多的却是总结与综合，他试图将理化的解释方法与训诂学的方法相结合，托经学以言理学，事实上仍是和其他理学家一样过分主观。作为一个典型的理学家，朱熹是反对功利与霸术的，他与陈亮就此展开争辩，言辞显得十分沉痛。然而空谈义理毕竟挽救不了赵家天下的败落，在朱熹死后的第七十九年，南宋终于灭亡了。
与朱熹抗衡的另一大学者是陆九渊。陆氏是心学的创始人，上承程颢，下启王阳明，地位同样显赫。陆氏学说比朱熹更加主观化，它虽然没有朱子治学支离破碎的缺陷，但过分强调返回内心，显得空疏而不切使用。
宋亡后，蒙古人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力倡程朱理学，再加上赵复、许衡、吴澄、郑玉和许谦等人的发扬，程朱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朱元璋建国后，又将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并竭力抬高程朱的声望，以至出新了“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的奇怪现象。然而儒学发展到朱子，就仿佛诗歌发展到杜甫一样，古今之体势，人人之独专，皆统而一之，后人再怎么突破，也难逃脱其藩篱了。明初的几位学者，宋濂、方孝孺、曹端、吴与弼、胡居仁等，名气虽然都很大，却均无所创新。这就意味着心学即将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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