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长文《遥远的绝响》，总体感觉还不错，虽然文中的主观思想欠缺了点儿，虽然行文的风格过于铺排架空了点儿，虽然蕴藏的感情不免泛滥做作了点儿，但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单看其华美的语言和雕琢的技巧，就会明白余先生做学者虽不足，做文人还是有余的，不必过于求全。我所不满意的，是余先生把历史人物理想化和诗歌化了，其中嵇康与阮籍的形象太过浪漫飘渺，这样虽然有利于余先生做文章，但对那些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读者来说，却不啻是一种误导，所以要不得。在这里，我想重新探讨一下那个时代的人物，主要是竹林七贤。
和很多其它的文人团体一样，竹林七贤这个文人集团存在着内部的分化，粗略地看，可以分为三个派别：阮籍、嵇康、刘伶、阮咸是一派；山涛、王戎又是一派；向秀独占一派。后人因为感情上的缘故，往往激赏阮嵇而贬抑山王，向秀因居两派之间而略偏前者，所以也颇有些口碑，但，如果我们从客观角度来加以分析，情况就全然不是这样了。
嵇康刚肠疾恶，傲骨铮铮，对得势的司马氏集团采取决绝的态度，这在一方面固然很值得佩服，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却远不及山涛对当时社会做出的贡献大。“山公启事”的典故是尽人皆知的，山涛能够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囿于派别门户之见，虽然在所谓的气节上略有不足，但凭着他一生的政绩，以及敬贤爱才，欲使人尽其能的一片苦心，还有忠心谏主不肯收受贿赂的德操，不因嵇康骂过自己就产生偏见而一心培养嵇绍的宽宏大度，我们就不能违心地说他“没有骨气”。至于“骨气”，这虽是个好名词，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积极意义的。黄宗羲、顾炎武是有骨气的，他们不像吴三桂那样两面三刀，但是，从更广大的意义上看，他们似乎不应该对满汉之别过分讲究，而最终无所为于天下；辜鸿铭、王国维也是有骨气的，他们敢于逆流而上，留长辫，着清袍，尊君复古，“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见林语堂《辜鸿铭》）但，骨头虽硬，却无补于世，反而妨碍社会的发展，所以也就不能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了。
不过，我很欣赏嵇康的那篇《声无哀乐论》。在文中，他自设七难七答。难者坚持声有哀乐，他则强调声音的客观性，认为所谓哀乐者，乃由人心中之感应而起，声音本身是不存在任何感情的——“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这个主张颇似柏拉图提出的“乐音与噪音甚至垃圾污垢也源于实体性的永恒客观理型。”另一方面也符合马克思的唯物精神。阮籍也曾写过一篇《乐论》，但他就不能像嵇康那样重视音乐本身的美。
相对于《声无哀乐论》的客观理智。嵇康的另一篇《养生论》就充满主观幻想色彩了。在这篇论中，他既宣传道士的迷信，认为“导养得体，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又提出类似唯识宗的宿命论，坚持某些人无论如何修炼也不可能成仙，非常地不合乎实际。而七贤中的另一位人物，在这方面的主张就要客观先进得多，此人即是向秀。向秀反对嵇康提倡的“去滋味，寡****，抑富贵”的养生之术，认为“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出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又指出“求之以道，不苟非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敛不溢。或睹富贵之过，因惧而背之，是犹见食之有噎，因终身不食耳。”（见《难养生论》）向秀的这几句话揭开了嵇康理论自相矛盾的本质。嵇康本是主张脱离名教而任其自然的，但同时又主张禁欲、忘我等不合乎人之自然本性的道家修行方法，前后对照，则其观点不攻自破。
对于那种具有魏晋色彩的不拘礼节的放任，向秀也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味从俗。他认为让万物各任其性固然是逍遥，但世俗的礼节也出于“天理自然”，不应片面强调逍遥而轻蔑名教，这个观点类似于黑格尔的视道德礼制为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而阮籍、嵇康、刘伶诸人，就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阮籍常常驾车载酒出游，至日暮途穷时，辄恸哭而返；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竟以迟起床、身上多虱、犯法狩猎等古怪理由拒绝出仕；刘伶的举动更是出格，他脱光了衣服坐在家里，遇见访客便笑着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
“魏晋风度”这种奇怪的事物，我们也应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单纯的欣赏和赞叹是不够的，更要有所取舍。魏晋风度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恶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为清谈。”（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当时以奇特的举止和玄虚的清谈为尚，所以如阮嵇刘伶之放任，并不奇怪。鲁迅还说过，魏晋人有两大嗜好，一是服药，二是饮酒。（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在《而已集》中）服药者，一般服五石散，是由五种石料制成，其性燥烈，所以服后身上常发炎，适合穿旧衣（新衣容易擦坏皮肤），而且又不洗，以至浑身长满虱子，终乃“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服药的目的是飞升，饮酒的目的是避世，总之是对现实世界采取逃离的态度，所以旷达如嵇康者，亦不免拳拳于此，向秀能够不为时尚所拘，应该是难得得很了。
此外，向秀的为人也是极诚挚平实的，他不像嵇康那样傲物不羁，也不像阮籍那样放逸脱俗。向秀为《庄子》做注解的时候，嵇康和吕安就曾嘲笑他，以为“言不尽意”，注也无用，徒然引出许多口舌，而向秀始终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最终注疏大成，优于往昔数十家，吕安惊叹说：“庄周不死矣！”嵇康和吕安被司马昭杀害以后，向秀沉痛地作了一篇《思旧赋》。从文章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对嵇吕二人始终怀有几分尊敬的感情，虽然他们的某些观点是自己所不能赞同的。
七贤之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大概要数王戎了。戎字浚冲，临沂人，少时曾与裴楷拜访钟会，钟会称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出仕，累迁封侯，邑六千户。王戎的父亲王浑逝世时，故旧念其恩德，集资数百万以为赠，戎不受，因此成名。可惜王戎成年后过于吝啬，据说他家里有一棵李树，是名种，所产甜李，味美无双，人人抢购。为防别人得到种子，他竟然想方设法钻出李子的核，然后才肯出售。他还常常和老妻日夜计算家产，被世人讥为“膏盲之疾”。但我想，王戎的吝啬未必出于本性，大概当时晋室昏乱，八王相残，人人自危，所以他不得不装出这般庸俗模样，以求保身，倘若像嵇康那样超拔，恐怕亦不能免于杀身之祸。而仔细论说起来，善于保身也是一种本事，一般人物是学不来的。当年勾践伐吴而归，范蠡即泛舟五湖，不肯因功受赏，文种留下来，反而被杀；刘邦打败项羽，赢得天下，张良便归隐山林，韩信留下来，仍是被杀。如范蠡、张良者，其心胸境界之大，远非文种韩信辈所能比拟，王戎虽然还达不到如此地步，但个中滋味，想来必定知晓一二，故能有这种迥异寻常之举。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是七贤中的小辈，其性格大抵与阮籍类似。尝私通姑家鲜卑婢，居母丧时见婢随姑离去，骑驴追婢返家，理由是“人种不可失”。咸精通音律，能解乐音，时人誉为“神解”，超越了荀勖的“谙解”，善弹一种四弦有柱的琵琶，即“阮咸”，简称“阮”，今分为小阮、中阮、大阮、低阮四类。
竹林七贤的故事流传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原因恐怕不在于七贤的学识见解，而在于他们的突出个性。如阮籍之放任恣肆、嵇康之高旷傲兀、向秀之坦诚平实、山涛之清简大度，均是典型，在对比中容易产生趣味。相对而言，我倒是最欣赏向秀，他这个人比较实在，有什么就是什么，决不夸张作态，这种精神是其他六贤所缺乏的，所以弥足珍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