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抠字面意思，就是拉杂书来的文字，不讲文法，无承转起伏，一切信笔由之。
杂文可分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杂文，也即鲁迅所谓的杂感；另一种是小品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陆云龙在谈到这类文体时曾说：“敛锐于简，当如徐夫人匕首，纤锋而足制死命；敛广于简，当如一泓之水，涓涓而味绕大海。”（《翠娱阁评选小札简小记》）强调一个“简”字；周作人也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可见，简单也是杂文创作的一重境界，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但，写杂文就只有简单二字吗？
鲁迅曾经把自己的杂文比作匕首和投枪，众人不疑，遂成盖棺定论，殊不知这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匕首也罢，投枪也罢，都是简练得一针见血的东西，而鲁迅的杂文，形简神不简，看上去不过千余字长短，却能笼天地于毫端，状众生于纸上，这份功力不是小小一把匕首一杆投枪所能形容得来的。
一篇好的杂文（狭义），应该像那种“狼牙锤”，虽然棘刺满身，却都依附在一个沉重的大铁锤上，从文学角度讲，这个大铁锤就是丰厚的思想和学养了。设想我们遇到一个对手，需要以杂文为武器来批判他，那么，什么样的杂文最有力量呢？假如对方是气球，一扎便漏，用那种匕首般的杂文自然再好不过，但如果对方不是气球而是一个实心大木球甚至大铁球，仅仅用匕首捅他一两下效果就不太明显了。所以说，杂文需要的不只是简单和犀利，更重要的是思想和学养，应该以文化来镇住愚蒙，以广博来镇住固陋，以朴实厚重来向种种轻薄媚俗的潮流开战。在总体上，须使对方在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沉郁的威压感，如黑云匝地，漫天而来，可以席卷一切。
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王朔骂金庸，错漏百出，结果反把自己拉下马来。没有理据的骂更是无用，这样只能显出你自己的浅薄，对于对方来说倒起了牛粪衬鲜花的作用。要批判一种事物，必须对它作出全面的了解和冷静客观的分析，仅凭一时冲动就乱批一通，与泼妇骂街何异？我看过的最好的批判性文章，是《反杜林论》，恩格斯写的，收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第三卷里，长达三百一十九页。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角度对折衷主义者杜林及其学说作出了全面的批判和研究，其中仅引用杜林本人的话就达二百多条，由此可以想见其对杜林了解的全面与深刻。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自己所批判的事物，要一分为二，不仅看到它的弊端，还要看到它的好处，这两点是辨证统一的。只有看到了事物好的一面，才有可能深刻地批判它坏的一面，鲁迅之所以能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关键就在于此。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谈到对黑格尔的态度时，有过这么一段话：“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以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扬弃，德文唤作“Aufhebn”，真是个好词语。
再说小品文。我觉得，当代小品文作家有两大弊病，一是奢谈人生，二是耽于情调。
奢谈人生者，如刘墉、林清玄，读他们的文章，就仿佛看天上行云，貌似高远，却只是一团虚幻的雾气，不切实际。林清玄喜欢谈禅理，试问，你这种焚香静坐式的假清高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一点用都没有，不知林先生还想不想再把庄子的“无用之用”拉出来感慨一番？
耽于情调者，以女作家居多，大抵物质生活太安逸了，就不免成为生活的奴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还要编出一系列的情调来自欺欺人，试图以此证明自己并未被物质生活所俘虏。曾看过一篇关于咖啡的文章，其中有这么很恶心的一句：“咖啡是心中有伤口的人的饮料。”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我是亲身到农村去体验过的，一日三餐，早晨榆钱窝窝、咸菜、稀饭，中午杂面条、熬白菜，晚上又是咸菜稀饭。咖啡在他们看来，简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遥不可及，可是，他们心中的伤口，比谁都多。
我提倡周作人式的小品文，不求华美、不施脂粉、本色天然、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不故作情调，多关注一些实际生活中的草木虫鱼、工艺美术、零食小吃，虽不免消极些，却比那些无病呻吟胡说八道的文章要好得多。
所以，杂文（广义）的创作除了要求在形式上简单、在思想上丰厚外，还需一个“真”字，凡事不虚伪做作，一切都是质朴无华的书生本色，只有这样的作者，才配言文。 |
